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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图]习仲勋：一辈子没犯过“左”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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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上，康生竭力煽动对《刘志丹》进行批判，并且把矛头指向习仲勋，他硬说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把刘志丹写得比毛主席还高明，还先知”，“把陕甘写成井冈山甚至高于井冈山”。他诬蔑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组成了“反党集团”，小说《刘志丹》就是他们篡党篡国的纲领。在康生的煽动下，会议在批判彭德怀的过程中对小说《刘志丹》也展开了批判。在批判中，把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打成了“反党集团”。康生觉得这样还不够，他把习仲勋单独列出来，并且别有用心地把习仲勋和已经被中央批判的彭德怀、高岗列在一起，搞倒搞臭。于是，他借此事，说有一个“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西北反党集团”，还说：小说《刘志丹》就是他们的“反党纲领”。
此时，毛泽东把主要精力放在开好会上，没有注意康生揪住习仲勋与小说《刘志丹》的关系问题。可康生却一直不放过习仲勋，他在会议上搞了这一套后，觉得应把这件事提到最高层，把习仲勋打倒。9月24日，八届十中全会召开的第一天。正当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一贯搞阴谋的康生，不经过中央领导集体，趁毛泽东把精力集中于讲话稿之机，写了一张纸条递给毛泽东。条子上写道：“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在会上念了纸条。习仲勋的夫人齐心同志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
1962年秋，康生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对仲勋搞突然袭击，诬陷仲勋勾结《刘志丹》小说作者李建彤，授意抛掷《刘志丹》小说为高岗翻案，说仲勋是挂帅人物，是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康生还在全会中给毛主席写了一个条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个大发明。”毛主席只不过是在大会上念了一下条子，康生就以此来作为毛主席语录并广为流传。
毛泽东念了康生的条子后，康生趁机大造舆论。他在会上提议：彭德怀、习仲勋等五个不必再出席全会，国庆节也不上天安门。康生还建议中央成立专案组，审查这件事。在当时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中央全会上也充满强调阶级斗争的氛围的情况下，康生的陷害得手了。中央决定接受康生的建议。9月27日，全会决定成立由康生负责的专案委员会，对习仲勋等人的问题进行审查。会后，还在党内传达了此案。
在习仲勋身陷逆境时，毛泽东保护了习仲勋
在审查期间，身为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已经无法工作，实际上已经被停职。经过半年多的审查，1963年5月，康生主持下的审查小组写了《对〈刘志丹〉一书的审查报告》，认为“小说夸大和歪曲了西北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为高岗翻案，是‘习仲勋反党集团’的纲领”。1966年5月，又制出一份审查报告，进而诬指写《刘志丹》一书是“习仲勋反党集团”蓄谋已久的。他们还先后给《刘志丹》一书罗织了四大罪状：一、书中人物罗炎基本上是高岗，是为高岗翻案；二、刘志丹搞武装斗争，做农民工作，建立根据地，是剽窃毛泽东思想；三、书中把陕北写得太好，是与中央苏区分庭抗礼；四、小说中的人物许钟就是习仲勋，是为习仲勋篡党制造舆论。
康生等人将审查报告报送中央政治局后，在中央政治局尚无定论时，康生却进一步加大了陷害的力度和范围。在下一步的专案审查过程中，康生利用手中之权借机大整一批党政军干部。他公开说：“打这本书，就是为打西北山头。”为了打“西北山头”，康生把西北五省大批省级干部陆续调到北京“学习”，要求他们提高认识。在“学习”中，许多人被诬陷为“习仲勋反党集团”的成员。接着，康生对《工人日报》党组、全国总工会党组、中宣部进行追查，凡是表态支持发表小说《刘志丹》的，都挨了整。
而康生陷害的主要目标仍然是习仲勋。在“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面前，习仲勋违心地承担了责任。1963年，习仲勋被隔离审查。
按照康生给习仲勋定的“罪名”，习仲勋是“反党集团”的头子，是应该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的。但毛泽东不这样看，他心中一直对习仲勋存有好感。他没有同意关于开除习仲勋党籍和公职的意见，而是保了习仲勋。这样，习仲勋保留了党籍和公职。而且，在毛泽东关照下，组织上安排他在中央党校(独居在“西宫所”)学习。这里安静一些，学习、生活条件都很好。毛泽东的打算是，过了这个风头，再让习仲勋出来工作。
被隔离的习仲勋并没有消沉。他要利用自己独居，环境清静的条件，认真读书。他读的，主要是马列、毛主席著作，他把这当作自觉改造世界观的方法之一。同时，他也读了许多经济、文化方面的书籍。习仲勋借此机会又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马列主义理论素养。
但是，康生陷害习仲勋的“力度”是很大的。他在罗织了不少材料后上报中央，意图是置习仲勋于死地。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又一次保了习仲勋。中央的决定没有采纳康生等人的“重处理”意见，而是决定在撤销习仲勋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后，仍然保留党籍，还让他到基层去担任领导职务。1965年，习仲勋下放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当副厂长。
康生是习仲勋所谓“反党集团”案中央专案组的负责人。在康生主持下，对习仲勋的审查没完没了。康生一直揪住习仲勋不放，长期审下去。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专案审查尚未结束。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已经被定为“反党集团”头子的习仲勋的处境就更不好了。“文革”开始时，习仲勋已经在洛阳矿山机器厂工作。虽然习仲勋已经远离北京，但康生并没有放过他，而是鼓动北京的红卫兵串连西安的红卫兵、河南省以及洛阳市的红卫兵去洛阳机器厂揪斗习仲勋。之后，又把习仲勋拉到西安揪斗。
在习仲勋处境困难时，毛泽东一直惦记着他。毛泽东一直想着习仲勋的功劳，记着他的才干。而周恩来则对于曾是自己得力助手的习仲勋更加关心。当周恩来向他提到习仲勋的处境和保护习仲勋的意见时，毛泽东表态同意。在这种情况下，周总理让身边工作人员打电话，制止造反派和红卫兵无休止地揪斗习仲勋，还说，毛主席说过，习仲勋是群众领袖，不再批斗他，才是执行毛主席爱护干部的政策。此时，由于长期被揪斗，习仲勋的身体已有些支撑不住了。如果不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及时地保护他，他很可能在被批斗中生命不保。习仲勋得知此事后，内心十分感动。1967年4月5日，他写信给周恩来说：“我的反面作用起完了，现在只是陪人挨斗了。”周恩来接到这封信后，报毛泽东同意，于1968年1月3日对习仲勋采取特殊保护方式，用飞机将习仲勋从西安接回北京，交给卫戍区监护。这实际上是把习仲勋保护起来。从此，习仲勋的处境改善了许多，至少不会再受到揪斗了。他在这一段时间还是比较安定的。他利用这种安定的条件抓紧时间读书，进一步积累了知识，提高自己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身体状况也逐渐好了起来。
1972年冬，习仲勋的夫人齐心和孩子们商量，决定给周恩来写信，要求见习仲勋。在周恩来的关怀和安排下，习仲勋的家属终于见到了习仲勋。由于多年的分离，习仲勋和子女见面时竟然分不清他的孩子哪个是桥桥和安安，更认不得已经长成小伙子了的儿子们。在临回干校前，齐心又要求见了仲勋一次，并借此机会将他穿破的旧衣服全部更换了一下。从那以后，习仲勋和家属每年都有团聚的机会了。
1975年春，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关怀下，习仲勋被解除监护，但他的所谓“反党问题”仍然没有结论。于是，习仲勋仍然按“文革”前的组织处理决定，被下放到洛阳。这次，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关心下，组织上决定派习仲勋的夫人跟他一同去洛阳，同时，为了习仲勋的安全，还让河南省公安厅来两位同志把他们接去。这次来洛阳，习仲勋被安置在耐火厂的宿舍区的两间房子里，夫妇在这里度过了三年的时光。
1976年，毛泽东逝世，远在洛阳的习仲勋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时，心中万分悲痛。他在感念中国共产党因为有了毛泽东才从胜利走向胜利，社会主义建设才取得了辉煌成绩的同时，也感念自己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在毛泽东的培养下，才能为党和人民做了许多工作。习仲勋心中非常清楚，毛泽东对自己一直是有好感的，陷害自己的是康生等人。他为中国失去毛泽东这位伟大领袖而悲痛。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习仲勋的问题也逐步得到解决。1978年2月22日，习仲勋作为全国政协特邀委员出席了五届全国政协会议，当年4月，习仲勋便正式恢复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习仲勋平反的事情，也提到了中央的日程。1979年7月14日，中央组织部向中央递交《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报告指出：《刘志丹》(送审样书)不是反党小说，而是一部比较好的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描写革命斗争历史的小说；《刘志丹》小说的创作过程是正常的，没有什么阴谋，没有根据说习仲勋等在此书创作过程中结成“秘密反党集团”；习仲勋等同志关心这部小说的创作，对如何修改好这部小说发表过意见，是完全正当的，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反党阴谋集团活动；从案件前后经过看，所谓利用写《刘志丹》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冤案；“文化大革命”中，康生伙同林彪、“四人帮”更变本加厉，搞出一起株连甚广的现代文字狱，为此，凡因小说《刘志丹》案受到迫害、诬陷和株连的一切人员，都应恢复名誉，给予平反。1979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组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中发［1979］53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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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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