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0月5日邓颖超习仲勋等会见海外和香港的爱国友好人士

视察宝安，部署反偷渡

广东群众偷渡外逃到港澳，这是广东的一个特殊问题，也是一个老大难问题。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新中国成立前，边防管理松懈，等于有边无防，粤港澳三地居民可以自由出入。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盘踞台湾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以香港、澳门为基地，不断派遣特务潜入内地进行破坏，还有走私贩私等经济犯罪，以及黑社会团伙的抢劫、绑架、偷盗等刑事犯罪，因而国家在1951年3月15日决定封锁边防，设立边防线，加强了边防的严格管理。但后来的一些时期由于国内采取了一系列“左”的错误政策，加上三年经济困难和“文化大革命”十年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得不到应有的改善和提高，因此，广东曾连续发生群众偷渡外逃香港、澳门事件。据统计，从1954年至1978年，全省共发生偷渡外逃56.5万多人（指人次，下同），逃出14.68万多人。其中严重的群众性的偷渡外逃有两次，一次发生在1962年，当年全省共发生偷渡11.79多万人，逃出3.97万多人；第二次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内地人民生活水平与香港居民相差悬殊，1978年和1979年上半年出现最为严重的偷渡外逃高潮。

中共广东省委历来重视偷渡外逃问题。1977年11月17日下午，中共广东省委负责人韦国清等人前往广州南湖宾馆，向邓小平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委苏振华，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常委、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等人汇报广东的工作。当广东省领导人汇报到广东所面临的一个难题，那就是靠港澳边境地区偷渡风猖獗，边防部队防不胜防时，邓小平当即插话：“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不是部队所能管得了的。”邓小平强调要恢复过去行之有效的政策，发展经济，他指出：“生产生活搞好了，还可以解决逃港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广东的领导干部听了，觉得这一论断真是一语中的。这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中国社会深刻的认识与思考。

习仲勋到广东之后，也意识到逃港问题的严重性。因此，1978年7月，习仲勋到广东刚刚两个月，第一次外出到地市县考察，就在省委书记王全国、《南方日报》副总编辑张汉青等人的陪同下，乘坐一辆7座的面包车，选择到逃港最严重的宝安县。

1984年，习仲勋视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时值仲夏，烈日当空，加上公路坑坑洼洼，很不好走。进入宝安，只见公路两旁杂草丛生，十分荒凉，耕地丢荒很多。据当时陪同视察的张汉青回忆：“七八月份正是收割的时候，可我们在南头的田地里并没有看到农忙的景象，田里只有一些老年妇女、小孩，还有边防部队派来帮助收割的战士，精壮劳力都跑了，没有人收割。习老看了心里很不好受。”

习仲勋一行在路上颠簸了大半天，才抵达宝安县城。这是一座只有两条半街的边陲小镇，人口只有2万多人，街道狭窄，房屋低矮残旧，破破烂烂。

宝安与香港山水连为一体，一桥（罗湖桥）相通，一街（沙头角中英街）相连。深圳镇是通往香港的重要口岸，20世纪70年代中期每年经这里进出的外国友人、华侨、港澳同胞达150万人次。宝安与华侨、港澳同胞有直系亲属关系的有14万人，占全县33万人口的42.4％，还有持双重户籍（香港户籍和宝安户籍）经常来往两地的流动渔民2万余人。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再加上不同时期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宝安偷渡外逃长期居全省首位。从1952年至1977年，宝安有偷渡外逃行为的达62305人，其中逃出去的40598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8.7％，占总劳动力13.5万人的29.3％。

习仲勋到达深圳后，他不是先听惠阳地委副书记、宝安县委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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