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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方苞等人汇报，而是让他们陪同到处看看，了解实际情况。
因为边防的问题在陆路较多，方苞就陪同习仲勋一行先到宝安东路的罗芳、莲塘、沙头角等陆路地区考察。罗芳是宝安县过境耕作的七个耕作口之一，也是当时边境问题反映最强烈的地区。方苞自从1974年1月调到宝安当县委书记，每年都要到罗芳参加劳动，和当地群众一起插秧、收割，对那里情况十分熟悉。他向习仲勋介绍，宝安有几千亩土地在香港那边现在都丢荒了。
习仲勋考察罗芳、莲塘之后，来到沙头角。在那条独特的“中英街”，习仲勋看见几块竖在街中间的石头，把一条窄窄的街道一分为二，粤港两边贫富悬殊，对比非常鲜明。习仲勋看到香港那边车水马龙，人们忙忙碌碌，显得繁华热闹。而属宝安这边的街道却是破破烂烂，很多荒地杂草丛生，显得萧条冷落，很多老百姓都往那边买东西，不少人跑到那边不回来。习仲勋心里感到很难受。他感触很深地和方苞等人交谈了很久。他说：“解放那么长时间，快30年了，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破破烂烂。”方苞解释这是因为政策上的限制，很多人都不能过境耕作，才导致这么多土地丢荒，人民生活水平不高。方苞向他举了一个例子，1962年经济困难时，香港市场需要草皮、花、河鲜、甲鱼这些产品，国家政策不允许大额贸易出口，宝安就组织小额贸易出口，再将这些外汇收入的一部分用来购买副食品，才缓解了经济困难时商品紧缺的局面。所以，方苞向习仲勋提出建议，希望省里能支持宝安发展小额贸易。
从沙头角回深圳县城的时候，习仲勋在路上看到边防军抓了两个外逃的人，把他们铐在路边。他问方苞：“这些人抓了放在哪里？”方苞回答说：“莲塘那里有个临时收容站，每天抓到的偷渡的人就先安置在那里，第二天再派人送他们走。”回县城时天已经很黑了，习仲勋还是坚持要去收容站看看。在收容站里，他问一个外逃的人：“社会主义那么好，我们自己当家做主人。你们为什么要跑到香港那边给人当奴仆，受人剥削？”那个偷渡的人说：“我们穷，分配很低。到香港容易找工作。”方苞告诉习仲勋，有很多偷渡到香港的人，找到工作后很快就可以寄钱回家，家里人一两年以后就可以盖新房。习仲勋作为老革命家，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十分坚定，他给这个偷渡的人讲了许多社会主义好的道理，希望能纠正他的思想。直到天色已晚，他才回到招待所。
左起：习仲勋、李可染、刘海粟、夏伊乔
在宝安，习仲勋还先后参观了两家来料加工厂，应该说，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的“三来一补”企业，一家是沙头角的塑料花厂，另一家是皇岗的假发厂。习仲勋认为开展来料加工，赚取加工费，既可以增加集体和个人的收入，也可以解决大量的劳动力就业问题，大有可为。
习仲勋这次宝安之行，深入边境农村和边防哨所，与十多位农村党支部书记座谈，耳闻目睹了内地和香港的差距。他在讲话中支持和鼓励宝安干部破除过去“左”的错误思想形成的旧条条框框，教育他们要利用地理优势，尽快把经济搞上去。他明确答复方苞等人：“同意你们提的办法，过去‘文化大革命’搞错的现在都要改正过来。”这句话意味着以前被错误批判的一些政策都要恢复过来，例如过境耕作、过境探亲、小额贸易、侨务政策等。
他强调，制止群众性外逃的根本措施是发展经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首先要抓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种养业和多种经营，大力组织沙石和土特产、农副业产品出口，发展社队企业，引进香港同胞和外商投资办厂，搞来料加工。他支持和鼓励宝安的干部：“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他们是资本主义，但有些好的方法我们要学习。”在当时林彪、“四人帮”流毒还没有肃清的情况下，习仲勋讲出这一番话，是很有胆识的。
想方设法，遏制逃港风潮
1978年下半年，广东偷渡外逃来势很猛，按地区说，最严重的是惠阳、汕头、佛山地区以及广州市。最严重的县是宝安、惠阳、惠东。一些过去很少发生偷渡外逃的韶关、肇庆、梅县等地区，也发生不少外逃。偷渡的不仅有农民，而且还有干部、职工及其子女，甚至十几岁的中小学生也结伴偷渡，这一年广州市就有72名十二三岁的学生因偷渡被收容遣送。
这年9月5日，广东省公安厅向省委报告本省偷渡外逃严重的情况。据统计，8月份全省发现偷渡外逃6709人，其中逃出1814人，外逃人数之多，地区之广，是1962年大外逃以后最多的一个月份。吴南生收到报告后，于9月14日作了批转：“仲勋同志：这一报告所反映情况值得注意，故送阅。”
习仲勋和省委对大量群众偷渡外逃极为关注，为了遏制日益严重的偷渡潮，在9月即发出制止偷渡外逃的紧急电报通知，并召开了全省反偷渡外逃座谈会。
然而，尽管各地认真贯彻这次会议精神，专门研究了反偷渡外逃问题，布置落实上述措施，但人心浮动，有的人仍然铤而走险，偷渡外逃风潮犹如脱缰之马，未能得到遏制。为此，广东省委于同年11月下旬，再次召开了有关地、县委负责人参加的紧急会议，并在边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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