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仲勋同志遗像
岁月易逝，不觉我离开老领导习仲勋身边已经十多年了。回顾我在他身边工作20年的日日夜夜，不禁浮想联翩，感慨万端。
1950年3月，我在西安由青年团西北工委调到中共中央西北局给习仲勋当秘书，直到1964年。由于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党内斗争的原因，他被无辜戴上了“反党分子”的帽子，随后下放到河南洛阳，我则全家下放到山东济南。从此我们天各一方，分开了14年。1978年4月他任广东省委书记，重又把我调到他身边继续当秘书，直到1984年5月。我内心一直深深感激老首长对我的莫大信任和关怀。我的成长与他的言传身教、亲切教导是分不开的。
在这前后长达20年的时间里，他的职务变动过许多次，但是不管他工作怎么变动，担任什么职务，从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西北军政委会副主席，到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秘书长、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我一直称他习书记。20年相处，他是我的首长，是我心目中的好书记，又是我的良师益友，我们建立了革命的深情厚谊。他的几个孩子自小就亲切地叫我张叔叔，长大工作了，也依然叫我叔叔，亲如家人。这20年是紧张战斗的20年，也是我与习书记亲密合作不断学习进取的20年。
我初当秘书的职责是收发文电、抄写文件、处理群众来信、接待来访，后来又兼管生活及保卫，参与起草文件等。多年相处，深切感到他忠于党中央、忠于党的事业，对工作极端地负责任，对干部和人民群众极端地热忱。
在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期间，他是周恩来总理的好助手、好管家，无论大小事情，方方面面，凡安排会议、处理文件、解决问题等等，只要经过他的手，都办得妥妥贴贴；起草文件、写讲话稿，更是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甚至文件发出去了，还在思考有无不妥之处，有时竟要我取回来重新改过，周密仔细到如此程度！他一贯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博得了周总理的赞许。后来，他在担任广东省省委书记、省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期间，都始终保持了这种优良的工作作风。 待人以诚广交朋友
他一向对人诚挚宽厚。不论在西北、在中央，还是在广东，他在工作中结交了各族各界各阶层的许多朋友，特别是不少党外知名人士，如张治中、傅作义、张奚若、邓宝珊等，还有少数民族及宗教界的上层人物，如十世班禅大师、黄正清、喜饶嘉措等，真正做到同他们坦诚相见，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成为挚友。大家一致赞誉他是统战工作的典范。
原民革中央主席屈武先生，是他的陕西老乡，又是老朋友，一次去家里看望他，新上岗的门卫战士不认识，被挡了驾。这位老朋友进去后先不说缘由，见面头一句就对习书记略带讽意地说：“贵府真是侯门深似海啊！”习书记起初不知道这话从何说起，当弄明白是门卫慢待了他时，当即向他赔情道歉，两人一笑了之。
建国初期，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典礼局局长的党外人士余心清先生，和习书记共事多年。1958年秋，余心清和周总理的秘书许明、国务院秘书厅副主任丁乃光等一起去西北几省考察，一路深入基层、开会座谈、听汇报、参观工农业生产。习书记对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运动中的浮夸风、瞎指挥，很有看法。在批评这方面冒进蛮干的同时，也对地方工作提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文革”初期，余心清被造反派当成“牛鬼蛇神”揪斗，不仅身心受到摧残，人格也受到莫大的侮辱，终于不堪忍受而愤然自杀。事后习书记非常惋惜地对我说：“余心老是一位跟着党走的高级知识分子，刚直不阿，为人正派。‘士可杀不可辱’，他哪能受得了那种侮辱呢？我那时要是在北京，开导开导他，兴许就不会走这条路了。”
习书记的一位亲密战友，曾因在一些问题上意见不尽一致，一度疏于来往。但习书记却与人为善，不计前嫌，宽容大度，从不说人家一个不字，反而总是念叨他的长处和优点。当这位战友病故时，他不仅亲往吊唁，沉痛哀悼，而且亲切慰问其家属，帮助妥善处理后事。至今许多党内外朋友谈起习书记，都念念不忘他们合作共事的旧情厚谊，并异口同声地称赞说：习书记是个好领导。
习书记不仅在国内广泛地联系和团结党外人士，模范地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还把统战工作做到国外。1979至1981年，我跟他几次出访澳大利亚、美国、芬兰、瑞典、挪威、丹麦等国，在各国海外侨胞举行的欢迎宴会和座谈会上，他畅谈国内外形势及祖国的日益繁荣强大，讲爱祖国、讲大团结及祖国统一的必要性，并欢迎海外侨胞回大陆观光和投资。1981年，到瑞典出访时，适值“台湾行政院侨务委员会委员长”毛松年在那里召开“欧洲华侨代表会议”，他认为这是作国民党工作的好机会，便让华侨代表给毛松年捎信说“如果毛松年愿意见我，我乐意见他，谈两岸三通，谈和平统一，什么都可以谈，都是中国人嘛！”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谋求和平统一祖国的博大胸襟。 爱护干部平易近人
他体贴关心干部，无微不至。对犯错误的同志批评是很严厉的，但又是真心爱护，热情帮助，从不整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在工作中，他保护了许多干部。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曾有人攻击说他包庇“历史反革命张某某”，袒护“特务王某某”。历史验证全不是事实。
原青海省省长孙作宾，也是一位革命老同志了，1957年被打成右派，降为省图书馆馆长，情绪低落。在那个年代，党要求人们要同右派划清界限。出于保护自己的原因，大家都怕与右派分子接触。在他处境极为困难、急需人帮助的时候，习老于1958年来到青海视察工作，特地不避嫌地看望了他，给了他以莫大的精神安慰和鼓励。
“文革”期间，西安造反派把习书记从洛阳揪到西安批斗，一度关在西北大学。1967年夏秋之际，陕西师范大学红卫兵把我从济南也揪到西安，要我配合他们提供习书记的所谓反党材料。一次，西安某个造反派组织在陕师大礼堂召开“拼刺刀会”批斗习书记，把我也带到会场。红卫兵不懂政策，一味蛮干，胡批乱斗，他们硬要习书记交代“反党”罪行。在场有的人揭发习仲勋1959年率团出访苏联会见赫鲁晓夫，并质问“为什么赫鲁晓夫要见你？”，以后又到东德拿望远镜瞭望西柏林，有里通外国的嫌疑；还揭发习书记家里设有秘密电台等等，逼他当场表态交代。习书记辩解说：“出访苏联会见赫鲁晓夫、在东柏林瞭望都是事实，但绝无里通外国和私设秘密电台之事。”造反派听了很不满意，既呼“打倒”，又喊“砸烂”，不依不饶，万般凌辱。我亲眼目睹了这次“拼刺刀会”的全过程，不禁心酸落泪，痛心疾首，向天发问：习书记老革命何罪之有？竟受这般侮辱。事后，习书记对红卫兵小将不但无怨无恨，还开脱说：“他们年轻幼稚，革命道理懂得不多，单凭一股热情，容易受蒙蔽上当，不能怪罪他们。”对于当场揭发问题的人，习书记也不计较，并帮助他解决困难问题。这反映了一位政治家的大度和宽广胸怀。
同志有病住医院，无论是同级或下级，他工作再忙也要抽空去探视慰问，处处体现党的关怀和温暖，大家心里感到热乎乎的。他善于与群众打成一片，群众心里有什么话都愿意跟他谈，毫不拘束。过去的战友、同事，基层的干部群众，凡是到了北京或者广东，他都挤时间热情接见他们；有经济困难的，特别是来自革命老区、对革命有过贡献的群众，还帮他们买票送上火车，并给以必要的补助。他把这看作是密切联系群众、了解下情的极好机会。群众称赞习书记官做大了，没有一点架子，一样平易近人。回忆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之所以带领部队能打胜仗，解放初期他领导西北地区民主革命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除了战略、战术和中央政策对头以外，主要还得益于他的为人和有一个良好的群众基础。 廉洁自律不搞特殊
习书记一言一行，很注意政治影响。他对自己、对亲属、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求很严。他的住宅已经很破旧了，硬是不让粉刷维修，家具、沙发、地毯陈旧了，也不让更新。他很注意节约，绝不铺张浪费。
1958年春天，他和周总理、彭老总一起去河南三门峡，召集豫、陕、晋三省领导人开会，研究三门峡水库坝高问题。会后到三门峡、陕县、偃师县参观座谈，接见干部和群众，他一直在总理及彭老总的后面，有意避开记者镜头，不让突出报道自己，反映了他非常之谦恭。
他讨厌摆谱，反对搞形式主义。几次出国访问，或是下基层调查研究，既不带警卫员，也不带医生护士，只带必要的工作人员。我跟他几次出差，都是身兼数职，既是秘书，又是警卫和勤务员。下乡时，不事张扬，轻车简从，只允许少数地方官员陪同，绝不前呼后拥，尽量减少地方麻烦。1958年秋，他到陕西省基层视察工作，代表国务院到蒲城等县探望下放劳动锻炼的机关干部。地方干部好心组织群众及小学生打着小旗敲锣打鼓夹道欢迎，他发现后非常恼火，严厉地批评他们这种做法，说干部搞特殊化是不正之风，此风绝不可长；又说他虽然“官”做大了，也只是一个人民公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何必兴师动众搞这一套。说得他们都不吱声，欢迎的人群也偃旗息鼓悄声散了。
1978年4月他到广东任省委书记时，特别不适应酷暑，到了夏天，热得大汗淋漓。那时省委只有常委会议室有空调器，他的办公室及住处只有风扇，酷热难熬。澳门知名爱国人士、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马万祺先生见此情景，就好心主动给广东省委送了3台空调器，指名分给习书记一台。省委接待处通知我去取回后，我以为习书记定能收下马先生的馈赠，谁知他坚决不同意接受，当即叫我原封不动地送回省委接待处，让装到省委会议室大家享受。他就是这样廉洁自律，不搞特殊化，与广大干部同甘共苦。
1978年秋，习书记在广州开完干部会以后，随即到粤东地区搞调查研究，每到一县，都有县委书记、县长一班人远远地在边境迎接，最后离开时，县委原班人马又远送出境，好像是早已有的一种礼仪，大家不以为然，习书记却非常反感，认为劳民伤财，脱离群众，影响很坏，坚决制止了这种做法。
在广东任职3年期间，习书记无论上班、开会、下乡，即就是参加外事活动，一直坐的是一辆小面包车，机关给他配备豪华进口小轿车，他坚决不要。杨尚昆同志随后到广东任省委第二书记时，也同他一样坐小面包车。两位老革命、老同志如此艰苦朴素，给广大干部作出了榜样。
习书记初到广东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当时“文革”结束才一年多，千头万绪，百废待兴。既要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稳定局势；又要狠抓工农业生产，改善群众生活；更要筹划改革开放，向中央要权，“杀出一条血路”，创办特区。群众知道他从前曾经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因此对他期望甚高，形象地说他和杨尚昆加在一起“吨位重”。1979年初，我收到大量给习书记的群众来信中，有一封不署名信指名批评他“习以为常”，意思是他初来时劲头很大，后来雷声大，雨点小，政绩不突出。习书记在一次干部大会上公开讲了这封信，表扬了写信人敢于进言的精神，他说批评对他是个鞭策，提醒他戒骄戒躁，更好地工作。习书记讲话以后，这件事很快流传开来。群众反映他作为省委第一把手敢于开诚布公作自我批评，说明他作风民主，心底无私，为大家树立了榜样。
广东省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结为友好省州。应新州政府总理的邀请，习书记率广东省友好代表团于1979年11月出访，返回时途经香港参观访问。按当时政策规定，每人可免税带一大件家用电器如彩电、电冰箱等，因为价格比内地便宜很多，那时出国人员都竞相采购。但是习书记在香港定了一条纪律，明确要求大家回去时带头不买不带任何大件家用电器，同志们都很自觉遵守，以致从香港乘火车到广州车站下车时，迎接代表团归来的同志及铁路工作人员发现我们13个人竟然没有一件大件家电时，都很惊奇了，影响很好，一时传为佳话。以后他几次出国，仍是带头什么也不买，不仅大件不买，小件也不买。他坚决反对崇洋媚外，说国人一定要自尊、自重、自爱，要长志气；产品现时没有的，或者质量不如人家的好，承认自己落后，努力自强不息，奋斗10年20年就赶上去了。
他当“官”几十年，从不谋私，不讲私人情面，不给任何人、任何地方批钱批物。一次，他的家乡“父母官”进南京找他要物资。那时物资很紧张，地方也穷，他坚持原则没有答应，并讲了为什么不能批的理由，地方官表示谅解，还说在领导面前上了一堂党课。
他对夫人齐心同志一贯要求很严。齐心本人也很自觉、自爱，不因是首长夫人而自恃高贵，她不参与政务，却很支持习书记工作。与平民百姓一样，在生活上从不表现特殊，在工作上也不甘于落后。齐心在中央党校工作时，离家很远，一个星期回家一次，来去都乘公共汽车。难能可贵的是她在党校奶婴儿期间，为了避开下班乘车高峰，连续几年让保姆抱小孩提前坐公共汽车回家，待她下班回到家里时已经是晚上八九点钟了。
他身边的几个工作人员先后离开他时，大都被分配到边远贫困地区，两个警卫员，杨荫华去了西藏，卫焕新去了内蒙古，还有几位同志下放陕、甘。他们听党和习书记的话，没有挑挑拣拣，没有要求提高级别待遇，同首长依依不舍地话别后，都心情愉快地踏上了新的征途。习书记不因他们曾在自己身边工作过就特意照顾和提拔他们，而是让他们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去为人民服务。
1979年，习书记除兼任广东省省长外，同时兼任广州军区政委。为了便于联络工作，军区领导请示他，希望给我在军区某个部门安排一个职务。他表示不妥，没有答应。他就是这样，毫无私心，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尤其是对秘书一向高标准严要求，从不封官许愿。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正因为他以身作则，严格要求，所以他身边工作的人员也都严于律己，谨慎从事。我在工作中，有时难免没有领会他的意图出些差错，往往受到他极其严厉的批评，但都是中肯的善意的肺腑之言。由此总结经验，我才不断有所进步，有所提高。
1979年冬，江苏省亚明先生等几位书画名家应邀到广州做客作画，由省委出面接待。闲暇时我也有一点欣赏字画的雅兴，那时我若是求一张名人字画，应该是很方便的，但我考虑自己是首长的秘书而没有启齿。在习书记一贯严字当头的影响下，我们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都能自觉地时时处处以他为榜样，注意影响，遵纪守法。
教育子女勤俭节约
像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习书记的生活十分简朴，穿衣吃饭概不讲究。有几套毛料中山装只在会见外宾和参加重大政治活动时穿，平时就穿布衣布鞋。肉衣、裤子破了，补了穿，舍不得轻易扔掉。平常吃饭主要是面食素菜，鱼虾很少上桌。饭菜只求可口，不太注意营养搭配，完全按北方人的生活习惯，招待来客也一样。全家平均月开支，是上世纪50年代中央领导人当中消费水平偏低的。我当时帮他管账，领工资及日常开支都经我手，孩子看电影、坐公共汽车用几毛钱，买一根冰棍花5分钱也向我要。我对他们花钱抠得也比较紧，有时甚至有点过于苛刻。因为我管钱，每一笔支出，哪怕是几分钱，我都要记账。月终，我把当月的收支流水账单送给习书记看。孩子们都怕自己用多了钱被爸爸批评，小小年纪就懂得自觉约束自己，自小养成了良好的节俭习惯。女儿桥桥穿旧了的衣服及鞋子，就传给近平和远平两个弟弟穿。弟弟嫌姐姐的鞋是花的，害羞不愿意穿，习书记就让用墨水把鞋面染黑了穿。时代不同了，拿现在的眼光看是过于抠门，但它确实体现了一种精神，蕴含着一种美德。至今姐弟几个聚在一起见我时，还常常津津有味地回忆起这许多童年往事。正是由于严格的家教和环境的熏陶，才使他们在“文革”时虽然被打成“黑帮”子弟，并分别到陕西农村插队或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当战士，都能经受住考验和磨难，由此也锻炼和造就了他们，成为党和国家的有用之材。
生活多彩风趣盎然
习书记平时除了兢兢业业、认认真真工作外，有许多项业余爱好，生活得很充实。
他喜欢跳交谊舞。作为健身，每周六晚活动一次，有益于身心健康，消除疲劳，提高工作效率。他始终精神饱满，心情愉快，精力旺盛，坚持参加此项活动。那时文娱活动比较单调，所以许多中央领导人都经常相约参加舞会，一来休脑强身，二来借此机会相聚，海阔天空畅谈。
上世纪50年代，由于他主管中央宣传部和政务院文教委工作的关系，看文艺演出的机会较多，对京剧及豫、越、粤等地方剧都产生了兴趣，对家乡戏秦腔情有独钟。和戏曲界很多演员特别是著名表演艺术家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常香玉等都很熟悉。他和周总理同著名剧作家、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曹禺是好朋友，同北京人艺及人艺的几位主要演员也很友好，常有往来，人艺一旦有新戏演出，必然邀请他们两位，他也乐于观看。
习书记比较注意锻炼身体。他说：一个人如果没有好的身体，就难以做好工作，生活也不幸福。下放洛阳期间，他每天早晚两次坚持徒步走几十里路。
习老家住北京东城区交道口，中央一度改革警卫制度，撤走了警卫，我就跟他上下班。为了锻炼，从住地到中南海办公，来回途经北海公园，便顺道走进去，边走边看，步行半小时，走得他满头大汗却觉浑身轻爽。住宅院内有一小块空地，他和工作人员一起劳动，种了许多品种的蔬菜，一年下来还真收获不小，乐在其中。
上世纪90年代初，习仲勋同志已是耄耋之年。经中央同意，他主要是在深圳休息，那里是他领头开创的特区。我每年都要去看望他一次，为他祝寿。他的住处挂了历届中央领导人和他的合影，还有不少名人字画和鲜花布满房间，十分温馨。著名作家、书法家周而复同志亲笔书写的寿联挂在墙上：室有芝兰春自韵，君如松柏翠常青。对习老而言，此情此景，十分贴切。饭后我俩促膝畅谈，从回顾他当年革命的故事，到谈论国际国内形势，又关心问及我个人的生活、家庭情况等，说长道短，亲为父兄。笑谈中，我静静地注视着老人，他长者般的慈祥和蔼常令我感怀不已。想当年，他驰骋疆场，叱咤风云，指挥千军万马，开辟革命根据地的英雄气概，何等潇洒，又何等地威武！步入政坛，独当一面，辅佐总理，处理国家大事，指点江山，又是何等地游刃有余！
蒙受冤屈壮志犹坚
1962年的夏天，中央领导人都到北戴河开会去了，习书记留在北京，周总理要他“看家”。大热天，他忙着在主持召开一个全国性会议。北戴河会议后，紧接着中央在北京召开八届十中全会，开会不久，风云突变，习书记正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
习书记作为一位老党员，打从十几岁参加革命起，就一贯忠诚于党的事业，全心全意竭尽全力为党工作。他万万没有想到在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有人提出：《刘志丹》小说是习仲勋主持写的，是为叛徒高岗翻案，并且宣扬习仲勋自己。康生给毛主席写了一个条子：“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毛主席念了这个条子，习书记就这样被打倒了。这时，他犹如掉进了万丈深渊，百感交集，怅惘痛苦，无法分辩。
八届十中全会进行到后期，一方面继续揭批习书记，要他检查交代，同时决定成立以康生为首的习仲勋专案审查委员会；另一方面，在9月25日突然对我实施隔离审查，实际就是秘密变相关押。由公安部一位科长深夜把我押送到东城区西总布胡同一幢3层楼房，怕我跳楼，还把窗户都钉死，通宵达旦开着灯，8名警卫人员日夜轮流看守。整个关押期间，我的家人不知道我出了什么事，更不知道我的去向。专案审查委员会认为我跟随习书记多年，一定掌握了他大量的所谓反党言行，要我交代揭发。组织对我采取如此隔离审查的做法我很气愤，又无可奈何。在长达近两年的关押审问中，我始终坚持原则，也是习书记多年言传身教的，就是做人处事一定要实事求是，要讲实话，讲品德，讲党性。
关押期间，专案审查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多次和我谈话，重点审问习书记与《刘志丹》小说及小说作者李建彤的关系，旁及其他方面。我说我们朝夕相处十几年，我从没有听见他说过反党或者对党不满的话，更没有看见他做过反党的事，他是绝对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对《刘志丹》小说，我在回答专案审查委员会的诸多提问时，还讲了我个人的一些基本看法：
一、《刘志丹》小说不是习书记主持写的。
二、如果说小说的内容有什么问题，也只能由作者李建彤自己负责。
三、习书记断断续续地看过小说的草稿，但没有系统地看完，即交给秘书田方，谈不上是审稿。其间曾向作者及几位老同志讲过一些意见，都是高屋建瓴原则性地正面引导，没有讲过于党、于人民不利的话。
四、早在30年代，习书记与高岗就跟刘志丹一起闹革命，有过一段共同战斗的辉煌经历，但那已经是历史了。建国初期，高(岗)饶(漱石)联盟反党，党中央早有定论，习书记当时是举手拥护的。事过3年之后，1957年夏天，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约他促膝长谈，还特别表扬和鼓励了他。
五、习书记一向谦虚严谨，不事张扬。1959年他晋升国务院副总理，已经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信任重用他。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岗位上，他毋需指使他人通过编造小说来宣扬和美化自己。
康生一伙指控习书记“反党”的3条罪状中，要害是替高岗翻案，主要是这一条，就在政治上把习书记逼上了绝路，这真是颠倒是非，莫此为甚！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康生认定参与反党活动的不只是习书记一个人，而是有一个以习书记为头头的“团伙”，包括与习书记长期合作共事的贾拓夫、刘景范等一些老同志在内。全会成立了专案审查委员会，其目的就是继续往深里挖，一追到底。专案审查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不断地审问我，习书记都和哪些人有来往，是什么关系，谈了些什么，有什么问题，等等。我说同习书记接触来往的同志很多，从党内党外、中央地方、少数民族及宗教的上层人物、文艺界人士、知识分子、劳动模范到亲朋好友，我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单，但我认为他们的交往大都是工作关系，没有不正常的地方。
专案审查委员会或许因为我没有反戈一击，没有按照他们的意图提供“炮弹”，就认为我是习书记的“黑爪牙”，内定不予重用。
1964年5月，专案审查委员会解除对我的隔离审查，同时对我宣布：“目前习仲勋的案子还没有了结，党内没有传达，对外也没有公开，你出去后不便对外讲，为了保密，组织决定要你全家离开北京，下放山东。”面对这一决定，我别无选择，只有吞下这颗苦涩的果子。此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都以一种异样的眼光看待我，视我如同刺猬一样，不敢和我接触，乃至到山东分配工作时也处处受到刁难。因《刘志丹》小说一案而同时受到株连迫害的还有一大批干部和群众，更有批斗、逮捕入狱含冤而死者。
康生精心策划企图把习仲勋打倒的这一罪恶阴谋，虽然得逞一时，终究经不起历史的检验。时过16年以后，终于雨过天晴，党中央对习书记作了公正的评价，推翻了强加在他头上的一切不实之词，所谓习仲勋反党一案的真相也大白于天下。
尽管历史对他曾是那样的不公平，使他遭遇了如此沉重的打击，使他的身心和人格尊严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与玷污，但他对党、对毛主席始终没有任何怨言，对党中央、对党的事业坚信不疑。这正是他的不平凡之处。一般地讲，对错整的干部都是平反之后才给分配工作，唯独他则是先出来工作，一年之后才正式平反。1978年4月，他复出到广东上任前夕，党中央和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给他以充分信任和热情鼓励。到广东之后，他常对人说，耽误了我16年没有工作，要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紧迫感和历史使命感使他更加精神百倍地工作，紧张到甚至早晨坐在马桶上、晚间躺在浴缸里也看文件。在广东任职3年，他大胆地雷厉风行地抓工作，首先抓了拨乱反正，主持平反许多冤假错案；又狠抓了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抓了工业生产；特别是在中央支持下参与制定了一系列特殊政策，为经济特区的设立，为广东的全面改革开放铺平了道路。平心而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广东之所以能够实行特殊政策，在改革开放方面先走一步，并在各条战线上取得显著成效，为以后经济持续稳步快速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除了中央的关心支持、方针路线政策的对头，广东省各级干部及全省人民的努力奋斗以外，也与习书记作为班长，带领省委、省政府一班人齐心协力，团结战斗，是分不开的。
习书记自参加革命之日起，几十年来，与老一辈革命家、与众多战友一起，忠心耿耿，并肩战斗，共同创造了许多辉煌的业绩。他退居二线以后，仍同以前一样，继续执着地关注国家大事，联系群众，调查研究，批阅文件，处理问题。他就像一头秦川老黄牛那样，一天也没有轻闲过，耕耘不止，奋斗不息。正是：老牛自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
习仲勋同志生平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国务院原副总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第五届、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习仲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2年5月24日5时34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习仲勋同志，1913年10月15日出生于陕西省富平县一个农民家庭，早年接受革命思想，参加进步学生团体。192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春参加爱国学生运动，遭国民党当局关押，在狱中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初，受党组织委派到国民党西北军杨虎城部做兵运工作，任中共营委书记。1932年3月，组织发动了“两当兵变”，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队委书记。同年9月，进入渭北革命根据地，任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政治指导员。1933年2月，任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书记，从事武装斗争、农民运动和青年工作。同年3月后，与刘志丹等同志创建照金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历任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委员，军委书记和共青团特委书记，游击队总指挥部政治委员，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主席等职务。1934年11月，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他参与领导苏区的游击战争，粉碎了国民党军多次围剿，出生入死，浴血奋战，在不断排除内部“左”的和右的思想干扰中，壮大了红军武装，巩固和发展了革命根据地。他以极大精力领导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为土地革命战争年代红色政权的巩固和经济的发展，做了许多探索性、开创性的工作。1935年春，陕北、陕甘边两块革命根据地在反“围剿”战争中连成一片，合并成立西北革命根据地，习仲勋同志为中共西北工委领导成员，并继续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1935年9月，他和刘志丹等一大批领导干部在错误肃反中被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关押。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到达陕北后，他们才得以释放平反，从而挽救了这块在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使之成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
1936年1月，习仲勋同志任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同年6月，随红军西征，先后任中共曲环工委书记、环县县委书记。8月，又受中共中央委派赴关中，守卫陕甘宁边区南大门，长达6年时间。先后担任中共关中分委书记、分区专员、分区保安司令部政治委员、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执委、西北局党校校长。他组织领导分区军民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军事、政治和经济斗争，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赢得了党和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戴。1943年1月，毛泽东同志亲笔为他书写“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题词，予以表彰。同年2月，他调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他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培养典型，总结经验，领导大生产运动，增强了当地的经济实力，为巩固和发展“三三制”政权做出了很大成绩。在整风审干和“抢救运动”中，抵制和纠正“左”的偏向，保护了干部和群众。1945年6月，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同年8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其间，曾担任爷台山自卫反击战临时指挥部政治委员，领导了著名的爷台山自卫反击战，取得了反顽斗争的重大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习仲勋同志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他受毛泽东同志指示，组织策动了国民党陕北保安团队起义，接应王震同志率三五九旅中原突围返回延安，参与指挥了西华池战斗。1947年3月中旬后，按照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协同彭德怀同志指挥了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和陕甘宁边区的战役，相继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和陇东、三边战斗的胜利。他作为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和彭德怀、贺龙同志，或转战西北战场，或开展新式整军运动等军队政治工作，或组织后方支前，战胜了十倍于我的国民党军队，为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习仲勋同志在主持西北局工作中，和林伯渠同志一起，为建设陕甘宁边区呕心沥血，付出了巨大努力。尤其是在陕甘宁边区土改中，他提出的区别老区、半老区、新区不同情况制定政策和纠正“左”的偏向的意见，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肯定，并转发全国各解放区。
新中国成立后，习仲勋同志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政治委员，长期主持西北党、政、军全面工作。他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从实际出发，正确地、积极稳妥地领导了西北地区5省的城市接管、剿匪反霸、土地改革、镇反和“三反”“五反”及抗美援朝等重要工作。他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大胆而妥当地解决了复杂的民族宗教问题，团结争取了一批少数民族宗教界上层人士，为巩固新生政权，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恢复战争创伤，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
1952年9月，习仲勋同志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他主持制定“整顿提高、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16字方针，指导了建国初期的文教工作。1953年9月后，历任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1956年9月，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59年4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参与国家重大方针、政策、法规的研究和制定，以及重要的国务活动和外交活动。他主持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条例，为规范国家机关活动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他厉行节约，勤俭办事，树立了为人民当家理财的优良作风。他在国务院协助周恩来总理工作长达10年，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高度称赞。
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习仲勋同志因所谓“《刘志丹》小说问题”，遭康生诬陷，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残酷迫害，被审查、关押、监护前后长达16年之久。他始终保持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彻底平反。
1978年4月后，习仲勋同志历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广东省省长，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他坚决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拥护党中央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刀阔斧地拨乱反正，全力平反冤假错案，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落实各项政策，增强了团结，稳定了局势。他团结省委“一班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率先向党中央提出充分利用国内外的有利形势，发挥广东的特点和人文地缘优势，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请求，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赞同。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创办经济特区，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使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综合改革的试验区和排头兵，为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提供了宝贵经验。习仲勋同志在这个历史进程中，表现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革命胆略，为广东的改革开放事业和经济特区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1980年9月，习仲勋同志被补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后又兼任法制委员会主任，主持讨论了许多法律草案。1981年3月，他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同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负责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他参与了一系列重大决策的研究、制定，处理了许多重大和复杂疑难问题。在拨乱反正，推动组织、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实现干部的新老交替，精简机构，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等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他长期致力于统一战线和民族宗教工作的探索和实践，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正确、全面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以及加强工、青、妇群众组织的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他重视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认真批办和接待人民群众来信来访。他还在实现祖国统一、反对分裂祖国图谋，加强港、澳、台、侨工作等方面，投入了许多精力。
1988年4月，习仲勋同志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兼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他亲自主持多部法律、条例的审议，参加了全国人大与外国议会间的交往活动，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我国民主法制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1993年3月，习仲勋同志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仍一直关心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关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坚决支持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工作，拥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习仲勋同志在76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共产主义具有坚定信念，对党和人民、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无限忠诚。他虽几经坎坷，身处逆境，但百折不挠，奋斗不息，他始终坚定地与党中央三代领导集体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坚持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他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敏锐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和重大问题上，他坚持原则，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具有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为革命和建设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习仲勋同志一生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公道正派，顾全大局。他谦虚谨慎，任劳任怨，淡泊名利，能上能下，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不居功，不护短，爱护干部，关心青年，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平易近人，关心群众疾苦，与工农群众、民主人士、文化艺术界和宗教界等各方面人士坦诚相见，广交朋友。他办事严谨，宽厚待人，实事求是，严于律己，为政清廉，生活俭朴，对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严格。他德高望重，高风亮节，在党内外和广大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
习仲勋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诞生，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为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顽强奋斗，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努力奋斗。
习仲勋同志永垂不朽！
 |
| 1985年4月20日，为祝贺《中国建设》总编辑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同志70寿辰和在华工作半个世纪，宋庆龄基金会、外国专家局等单位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招待会，邓小平、邓颖超、习仲勋等出席招待会。 | |
 |
| 1999年9月30日，江泽民、朱镕基、习仲勋在庆祝建国50周年招待会上。 | |
 |
| 1958年4月，周恩来与习仲勋在河南视察时，在飞机上研究三门峡水库建设情况。 | |
 |
| 1947年3月，习仲勋（左三）与彭德怀等在陕北青化砭战场前线阵地上。 | |
 |
| 1932年3月，习仲勋等在甘肃两当县组织领导国民党军一个营发动兵变，起义部队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习仲勋任中共队委书记。图为两当兵变前的习仲勋。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