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15日，是仲勋同志诞辰90周年，我们作为在青年时代就同仲勋同志一道从事革命斗争，以后又一起在陕甘宁边区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共同工作过的亲密战友和同志，深切怀念习仲勋同志的革命业绩和高尚品质，备感意义深远。
　　出生入死，艰难探索，为开创西北革命根据地艰苦奋斗
　　西北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历史地位。习仲勋同志作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在漫长而艰苦的斗争中，同刘志丹、谢子长和其他同志一道，出生入死，艰难探索，发挥了重要的领导骨干作用，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习仲勋同志1926年入团，1928年由团转党，这正是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猖獗之时。他15岁在领导学生运动时，被捕坐牢，在狱中英勇不屈，领导狱中斗争，转为正式党员。其后，又受命于危难，到杨虎城部开展兵运。当时年仅十六七岁，但已经具有坚忍稳健的斗争才能。于1932年3月举行了有名的“两当兵变”。队伍改编为陕甘工农游击队第五支队，习仲勋任队委书记。打过一阵游击后，决定向长武亭口方向移动，与陕甘游击队会合，中途遭到当地土匪围攻，兵变失败。兵变失败的教训使仲勋思考到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没有与农运相结合，建立根据地，进行武装斗争。此时，他找到了陕甘游击队，第一次见到了刘志丹同志。刘志丹对习仲勋说：“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七十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
　　刘志丹的话，给了习仲勋很大的启发，指明他今后的革命道路。此后，他回家乡富平农村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他担任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政委，又先后任富平西区团委、武字区团委书记和三原团中心县委书记，坚持开展武装斗争、农民运动和青年工作。他在三原三中发展了许多党员并和驻军王泰吉部队中党员进行联系，后到照金做农民群众工作，为陕西，也是西北地区第一块红色革命根据地———渭北苏区的建立做出重要贡献，为此后红二十六军的创建和照金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培养了干部，输送了力量。
　　1933年春，刘志丹、王世泰等领导的红二十军红二团，创建照金革命根据地时习仲勋担任刘志丹特务队的指导员，后又任陕甘边区特委委员、军委书记和共青团特委书记及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刘志丹十分关心他的工作，殷切地嘱咐他说：“你是关中人，种过庄稼，能跟农民打成一片，你一定要做好根据地的开辟工作。只要政策对头，紧紧依靠群众，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按照刘志丹的嘱咐，习仲勋一村一村地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相继组织起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同时发动群众进行分粮斗争。游击运动随即扩大起来。
　　1933年7月21日，杨虎城部王泰吉骑兵团在耀县宣布起义，失败后，收集余部撤往照金。习仲勋得知消息后立即带队迎接起义部队进入根据地。此后，张邦英、张仲良等组织的耀县游击队，以及由渭北游击队改编的红四团在黄子文、杨森的领导下，也相继来到照金。照金根据地的游击队也发展为一、三、五、七、九、十一等几个支队，于是扩展根据地的游击运动在耀县、淳化、旬邑等县迅速开展起来。在地方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需要成立新的红军主力的形势下，1933年8月14日，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在耀县陈家坡举行了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随后，刘志丹任参谋长，提出以创建和扩大陕甘边苏区为中心任务，制定了不打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集中主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开展群众工作的战略方针。习仲勋作为会议执行主席，对各项正确决议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3年11月3日，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和陕甘边特委在合水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会议根据刘志丹提出的巩固和扩大陕甘边根据地的方针，逐步把陇东、关中和陕北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革命根据地。会议同时进行了红二十六军的组建工作。这期间，习仲勋同志在转战中得了严重的伤寒，在莲花寺豹子沟把病养好后，他被留在南梁附近的二将川坚持斗争，进行创建南梁根据地的工作。当时经过调查研究确定的工作步骤和方针是：先进行群众工作，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游击运动，再开辟根据地，建立工农政权。在首先扫清地主武装的同时，挨家挨户地做宣传工作，发动群众配合游击队去分牛羊。这样提高了群众的觉悟，发展了二将川、白马庙川、南梁堡、豹子川、平定川、义正川、吴堡川等地的群众组织。1934年十月革命节，在荔园堡召开了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建立了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军委主席，习仲勋任工农民主政府主席；成立了红军军政干部学校，刘志丹任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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