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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英当局对内地群众大量偷渡外逃到香港反应强烈，使用了各种手段对偷渡分子进行围堵、搜捕；还特别在边境一线成立了“军警联合指挥部”，组织了“行动队”，并出动了部队、直升飞机和军舰昼夜巡逻。5月6日，港英当局出动了直升飞机7架、军舰2艘，增调军队、警察1400余人，并保持每天24小时在边境沿线巡逻，参与行动的军警达4000余人，以堵截深圳大量群众强冲边防，涌入香港，气氛相当紧张。鉴于内地群众逃港人员越来越多，从1979年初起，港英当局一改过去做法，对逃港人员采取即捕即遣送的办法。1979年1月至6月初，香港方面就遣送回偷渡人员3.3万人，为过去4年多来遣送人数的3.3倍，有时一天就遣回1000余人。香港的报刊、电台和电视台等媒体也大量报道了广东群众偷渡的情况，把内地逃港群众与越南难民相提并论，公开提出中国“难民”问题；有的还诬蔑中国国内政局“不稳”，“对基层失去控制”等等，向内地施加舆论压力。港督麦理浩也于5月31日约见中国驻港机构负责人，专门提出内地人口外流香港问题，反映了港英当局对偷渡外逃问题的关注和紧张心理。
中央下令坚决制止大量群众偷渡外逃
中央非常重视广东的偷渡外逃问题。1979年6月13日下午，李先念、余秋里、王震、纪登奎、方毅、陈永贵、谷牧、陈慕华、金明等国务院领导同志和有关部委负责人在国务院南会议室，听取了广东省委常委寇庆延关于广东偷渡外逃情况的汇报。
当汇报到港英当局对我群众外逃反应强烈，香港媒体大量报道这方面情况时，李先念说：港英当局现在可焦急了，对外影响坏极了。港督麦理浩上次同我们谈，态度是友好的，说这是暂时现象，相信中国是可以解决的。解决这个问题。一条是宣传教育；二是政策上要给点压力，不能一出去就有优待；三是根本一条发展生产。要把这个工作摆到党委的议事日程上，书记要下去做工作。当前，解放军上去，把口堵住。（余秋里插话：确有坏人煽动外逃的，要打击）政策上不能太软弱了。
当汇报到有些干部千方百计找港澳关系，没有关系的想方设法把子女送出去时，李先念说：有人为了找外边关系，不择手段。对有些人，要惩办。可耻！当前问题很严重。要同仲勋同志谈一下，要好好抓一下。中央起草个文件。送华（国锋）、邓（小平）批一下。用国务院、军委名义批发也可以。
李先念说：有些地方生产倒退下来，是个严重问题。每人平均每月二元零八分，有的不到一元五角（指惠东县港口、大洲两个渔业公社），太不像话了。省委要把生产问题，好好讨论一下嘛!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听起来寒心。对引渡犯，要制裁他几个。（余秋里插话：我们抓，香港也抓。两方就配合起来了）
当汇报到请中央对广东反外逃要有个明确指示时，李先念指出：中央是明确的，外逃就是要反。中央各部门要支持广东。慕华同志同各部商量一下，能解决的都支持。不合理的，要顶回去。给几部汽车没有问题，北京那么多车，调一点给他们。
1932年3月，习仲勋等在甘肃两当县组织领导国民党军一个营发动兵变，起义部队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习仲勋任中共队委书记。图为两当兵变前的习仲勋。
王震说：广东生产一些蔬菜、水果出口，来得快，很合算，划得来。反外逃，主要还是要发展生产，分配只有几块钱，怎么行呢?
谷牧说：广东省委下决心，是可以刹住的。从长远来看，要做很多工作，不是一个突击就可以解决的。不是增加点部队和几十辆汽车的问题。我这次在边沿跑了一趟，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生产、生活差距太大；二是精神状态不行。边境的思想工作问题很多，我们这边工资低，跑到那边就不同了。人们对于社会主义优越性认识不足。有信心，我们是可以搞好的，还是“风景这边独好”。下一步要搞特区，这个问题不解决，还要出乱子，那问题就大了。关键问题，不是给你增加几百万元、几十辆汽车，而是省委要加强领导，要做好工作。要把经济恢复工作抓紧一点。办一些事情，有些困难，用外汇进口一点东西，是可以的。我看还是工作问题。一些具体问题不难解决。慕华同志摸一下，可以给。问题是要搞好政治思想工作，搞好党的建设，把工作搞上去，搞好，不要满足于暂时，要从长远考虑。最重要的是，边境地区的党组织，要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提高群众的觉悟。港澳有什么了不得？我们现在承认我们落后。但我们要有雄心壮志，能赶上他们。那边好多东西是靠我们供应的，我们努力很快可以发展起来。省委要重视，要加强领导，这是根本。
李先念等国务院领导同志指示，规定到7月5日，即华国锋访问英国前，要求广东基本刹住偷渡外逃风。会后第二天（6月14日），国务院、中央军委便向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广州军区、广东省军区发出《关于坚决制止广东省大量群众偷渡外逃的指示》。
寇庆延回到广州后，向习仲勋等人汇报了国务院、中央军委召开会议的情况和中央领导人的指示精神。习仲勋深感压力很大，他在6月17日、18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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