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后对我说，不愿陷在小圈子里

     1944年4月28日，星期六，在绥德地委后院的一个窑洞里，举行了我们的婚礼。这天上午各方人士来了不少，都向我们表示庆贺。其中有我们的证婚人，时任抗大总校教育长，曾是抗大一分校校长的何长工，李井泉(抗大总校负责人之一)，独一旅旅长王尚荣，政治部主任杨琪良、绥德专署正、副专员袁任远、杨和亭，地委副书记自治民等。那天，时任绥德地区保安处长，被称为“中国的福尔摩斯”的布鲁同志还给我和仲勋拍了两张相片留念。婚礼上我和仲勋及以上几位来宾同桌吃了一餐饭。这在当时的条件下，算得上是很隆重的婚礼了。

        婚后，仲勋对我说：“从此以后，我们就休戚相关了。但是，我不愿意陷在小圈子里”。我理解他的意思，在艰难的岁月里，作为革命的夫妻不可能要求彼此的过多关照。这一年的夏天，我在绥师刚毕业，就去农村基层工作了。

     “我不仅是个好爸爸，而且是个好丈夫”

        孩子尿他一身，他笑说，子屎不臭

      1949年3月1日，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世了，仲勋的秘书黄植立即电告正在西柏坡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的仲勋，庆贺我们得了一位千金。这就是由我母亲亲自取名为“桥桥”(她出生在延安桥儿沟中央医院，原鲁迅艺术学院校址)的女儿。

     仲勋同志非常爱女儿，工作之余常常把未满月的桥桥抱在怀里，记得有一回，一不留神孩子拉尿了他一身，见此，我尴尬得不知所措，仲勋却笑着说：“子屎不臭，子屎不臭”。自从桥桥降生以后，只要仲勋工作稍有间隙，就会把女儿抱来看看，有时他还亲自为孩子拍照片。当桥桥稍大一点时，仲勋如有机会就带着她外出活动。

      尽管仲勋非常疼爱孩子，但他对孩子从不娇惯，记得我在参加长安县“三反五反”试点时，仲勋曾在一个星期天带桥桥(两岁左右)到长安县检查工作，顺便让孩子看看我，因为女儿总要找妈妈。傍晚，当他们就要回西安时，桥桥扑到我的怀里大哭起来，一定要我也一同回去。看到女儿满是眼泪的小脸，我动心了。想想晚上没有什么活动，第二天一大早我可以坐大车赶回县委所在地，不至延误工作。但仲勋考虑影响没有同意我一同回去，硬是抱着哭喊着妈妈的桥桥离开了我。

       1952年秋，仲勋先到了北京，任中宣部部长，我带着桥桥和安安(尚未断奶的小女儿)于年底来到北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1953年，我们把4岁的桥桥送入北海幼儿园，原因是我已在马列学院学习，照顾不了孩子。可是，每当周末结束往回送孩子时，桥桥就会哭个不停，有一次竟哭晕在爸爸的怀里，但等她一缓过气来，仲勋还是送心爱的女儿去了幼儿园。我那时的感受，凡是做过母亲的人是能够想象到的。为了我能安心工作和学习，仲勋硬让小女儿靠吃奶粉长大。

      我工作在颐和园附近的中央党校，家却住东城区。因此，我每周末回家一次，等到了家多已是晚上8点钟了，星期日晚上还赶回单位上班，也就不能和仲勋一起参加周末的文娱活动了，常常是他独自带着孩子们去参加周末活动。周恩来总理十分关心仲勋(仲勋任国务院秘书长长达10年之久，可以说多数时间都是和周总理在一起的)。每当见到仲勋独自带着孩子们参加活动时，总理就要问：“怎么见不到齐心同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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