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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图]习仲勋：一辈子没犯过“左”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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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主政西北时期所表现出来的政策水平、工作能力和魄力，使毛泽东和党中央更加赏识他。当中央决定调部分地方干部到中央来工作以加强中央的领导力量时，习仲勋是被考虑上调中央工作的重要人选，而且，要委他以重任。毛泽东的考虑是：不想让习仲勋局限于地方工作，要把他调到中央来工作，在一些重要岗位上经受工作锻炼，以便提高他在中央的全面工作能力，今后让他担任更重要的职务。毛泽东设想调习仲勋来中央委他的重要职务是中央宣传部长。他亲自在中央做出此项提议，在中央得到通过。通过后，毛泽东还在当时在中央工作的理论水平较高的领导同志中宣传习仲勋。建国后不久的一天，毛泽东见到林默涵和胡乔木，对他们说：告诉你们一个消息，马上给你们派一位新部长来。习仲勋同志到你们宣传部来当部长。他是一个政治家，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1952年9月，习仲勋同志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当时，习仲勋38岁。以这个年龄而主持中央一个十分重要部门的领导工作，在建国初期是不多的。习仲勋主持中宣部工作并主抓教育工作后，制定了“整顿提高、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16字方针，正确指导了建国初期的文教工作。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提议让习仲勋到政务院担任重要领导职务。1953年9月，习仲勋任政务院(后为国务院)秘书长。1956年9月，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1959年4月至1962年10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
习仲勋担任政务院秘书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期间，协助周恩来总理处理大量国家事务，使自己熟悉了中央工作，全面工作能力进一步提高。周恩来也对习仲勋十分信任和赏识，许多重大问题直接交给他处理。
康生借《刘志丹》小说诬陷习仲勋；在毛泽东讲话时康生递条子
在习仲勋努力协助周恩来总理处理党政军重大事务时，却遭到了康生的陷害。
康生陷害习仲勋，是由于历史上康生在心中暗自与习仲勋结了仇。在1943年“整风运动”中，康生搞“抢救运动”，大搞逼供信，把在白区工作的地下党打成“红旗党”等。对此，习仲勋曾坚决地予以抵制。解放战争中，康生又在土改中推行“左”的路线，习仲勋再次以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予以抵制。在这两件事上，习仲勋是光明磊落的，他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办事，按照毛泽东的一贯思想办事，从工作原则出发，有什么就说什么，而且实践也证明，习仲勋的意见是正确的。但是，阴险的康生却在心里恨透了习仲勋，并由此和习仲勋结下了仇，而习仲勋对此却一点儿也不知道。
建国后，康生陷害习仲勋，起因是小说《刘志丹》。
刘志丹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北地区著名的革命领导人，也是习仲勋的老领导和老战友。1936年4月，于红军东征作战期间不幸牺牲。为了纪念刘志丹烈士，1936年5月，曾将他的故乡陕西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毛泽东对刘志丹评价很高。他曾为刘志丹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1956年，为了宣传、纪念刘志丹，工人出版社约请作家李建彤写一部记述刘志丹事迹的小说。李考虑到记述刘志丹的事迹必须真实可靠，分寸把握也应该更慎重些，便请当年担任过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当时已经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审阅小说稿。习仲勋怀着对老领导老战友的深厚感情，认真阅读了书稿，之后，于1960年春两次约请作者谈自己对书稿的意见。由于书中提到高岗，而这个问题十分敏感，习仲勋对此十分注意，特别提出：书中有一处说到高岗，小说中还说当时高在一个问题上的主张是对的，这不妥，不要写高岗。习仲勋提出意见后，作者又着手对作品进行修改，于1961年春写出第四稿，1962年春写出第五稿后，印出少量样书，送给一些老同志征求意见。许多老同志对作品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特别是，原陕北老干部、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贾拓夫、李建彤的丈夫刘景范都对作品提了一些改进意见。作者考虑到这部书是宣传革命烈士的，又涉及党的历史，应该由中宣部审阅，便把样书也送给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周扬审阅。周扬认真看后认为，小说写得很好，不但可以出版，还可拍成电影，宣传刘志丹的事迹。有了这样一些前提，作者才考虑先发表部分内容。1962年7月28日，《工人日报》开始连载《刘志丹》部分内容。《中国青年》、《光明日报》也发表了作品的部分章节。仅仅发表作品的部分内容，已经在读者中产生良好影响，许多读者深为刘志丹的革命精神所感奋，提高了思想觉悟和工作热情。
但是，对发表小说《刘志丹》，也有不同意见。持不意见的人把意见报告给康生后。康生一开始也没有在意，但当他听说习仲勋曾看过小说稿后，立即关注起这件事来。康生根本不去看这部小说，而是盯上了习仲勋，想借此机会整习仲勋。康生收到持不意见的人的信后，如获至宝，立即要中宣部通知各报刊不准刊发小说《刘志丹》。康生自己也说他根本没有看过小说稿，但他却武断地说：“我一看小说就完全是为高岗翻案的。”
8月26日，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在北京召开。此时，毛泽东的思路已经转为重提阶级斗争。而恰在此时，彭德怀向中央递交了长篇申诉书。毛泽东认为这是搞翻案活动，不能给他平反。9月6日、7日会议转入批判鼓德怀的所谓“翻案风”。9月8日，有人在西南组会上再次提出小说《刘志丹》问题，说在当前国内国外的气候下，各路人马都借机出动闹“翻案”，小说《刘志丹》“是利用宣传刘志丹来宣传高岗”，是为高岗翻案。康生则不失时机地说出了点晴之语：“现在的中心问题，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宣传高岗?”他们的发言在全会“总72号”简报上登出，引起了爆炸性轰动，也为正在批判的“翻案风”提供了又一支靶子。
康生陷害习仲勋的手段也是独出心裁。本来，《刘志丹》已写出第六稿，稿子中已经根本没有提到高岗了。可是，康生知道第三稿中提过高岗，便下令工人出版社将已经被习仲勋否定的第三稿印三百本送中央会议审查。阴谋家的险恶，善意的人们是难以想象的。正如作者日后所说：“当初我还以为这种先定案，后求证的做法是出于误会，没想到竟是一个大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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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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