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节俭，让儿子穿姐姐穿剩的衣服

      来京后，我又生下两个男孩儿近平和远平，他们都是10个月就断奶送回家，由仲勋照顾的。当有人称赞仲勋是一个好爸爸时，仲勋便补充说：“我不仅是个好爸爸，而且是个好丈夫。”我在马列学院学习后被留在中央党校工作，单位离家较远，所以和家人总是离多聚少，尤其是在孩子们放寒暑假时，我更是管不了他们。尽管每个星期天晚间去上班时，我都是伴着孩子们依依惜别的“妈妈再见!妈妈再见!”声离开家的，但我却从没考虑过是否和孩子们多呆上一会儿，甚至是否调换一下工作，离家近一些。那时，我心里想的就是服从组织安排，不能耽误工作，甚至孩子患了重病，我也没有请过假。

      而对于时任副总理兼国务院秘书长职务的仲勋来说，他宁愿在业余时间多照管孩子们一些，有时还要给四个孩子洗澡、洗衣服，那时我们的孩子都在住校或全托，这期间家里没有请保姆。对此，他视之为天伦之乐。尤其是当孩子们与他摔打着玩时，仲勋总是开心极了。

       也许是仲勋特爱孩子的缘故，他特别重视从严教子。两个儿子从小就穿姐姐穿剩下的衣服或者是花布鞋，记得近平因同学笑话而不愿穿女孩子的鞋子时，仲勋却对他说：“染染穿一样”。就是在仲勋的影响下，勤俭节约成了我们的家风。

       被隔离多年再见，已不识儿子

     “文化大革命”中，仲勋受迫害长达16年之久。在仲勋受审查和受迫害的日子里，我和孩子们也都受到了株连。“文革”中我因没有和习仲勋划清界限一直在受审查，被列入康生的500人黑名单。仅在“五七干校”劳动就有7年之余。三个大一点的孩子尚未成年就去兵团或插队，留在身边的小儿子远平在普及高中时，被剥夺了升学的权利，还是在老战友的帮助下才当上了车工学徒。这段时间对我和孩子们来说，可以说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全家人都很坚强。

      从1966年，仲勋被批斗、隔离开始，家人就很难相见。1972年冬，姐姐给我来信说：我们的母亲将不久于人世，希望能见上一面，请求干校批准我回京探亲。我得到了准许。同时，我的孩子们也因此有了机会从各地返京，在姐姐家中团聚了。我和孩子们商量，决定给总理写信，要求见仲勋。我们在信中提出了几点请求：(1)我和孩子们已经多年未见到仲勋了，请求总理让我们母子早日见到他；(2)我们在北京已无住房，要求解决住房问题；(3)存款早已冻结，希望解冻一部分存款维持生活。周总理很快对我们的要求作了批复，满足了我们的要求。

         我们终于见到了关押中的仲勋，我早有思想准备，心里一次次地嘱咐自己“一定要坚强”，但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当仲勋见到我和孩子们时竟流了泪。他连连地说：“这是高兴的”。由于多年的分离，他分不清桥桥和安安，更认不得已经长成小伙子了的儿子们。在临回干校前，我又要求会见了仲勋一次，并借此机会将他穿破的旧衣服全部更换了一下。从那以后，我每年都可以回京探望仲勋，和孩子们也有团聚的机会了。(口述:习仲勋夫人 齐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