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洗车店一度免费洗车,每辆车前后车牌都贴着“本色车业”宣传条,店里还会登记车主姓名、电话号码,“每辆车都是流动广告,会带到全国各地”,而免费洗车的后续项目如改装、维修才是吴英认为真正赚钱的地方。

　　她自信满满地开出第一家本色概念酒店,设想按照如家的模式实现各地连锁。概念酒店里的每一件物品都由她亲自挑选,三楼起就是装修风格各异的客房,欧式套间、溶洞房等,没有一个房间是相同的。房间里配套的液晶电视机、床单、窗帘、浴缸,包括各种装饰材料都能够在她的建材城里买到,“她想做的其实是一条龙体验式的产业链”。本色概念酒店推出后生意火爆,一房难求,这种酒店模式在吴英出事后成为东阳、义乌业内争相模仿的样板。吴宁西路那家本色概念酒店也是本色集团在查封之后唯一留下的产业。

　　有人曾劝过吴英,不要将商业版图铺得这么大,尤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容易招来是非”。事实上,本色集团注册成立时已涉足旅游、商贸、酒店连锁、建材、工程建筑、工程设计装潢、家纺、电子商务、广告传媒、娱乐服务等众多产业。

　　财经作家吴晓波(微博)也曾表示过担忧,“最大的难度不在于概念的提出,多元化产业对管理者的能力要求很高,管理的幅度很宽,管理者必须发散式管理。从施工到酒店管理,什么都要懂,一旦乱了阵脚,眼球经济最终还是要归于沉寂。这对26岁的人来说,会是个不小的挑战。”

　　在身边人看来,吴英的处世技巧远未赶上她的经商头脑。有冲劲,不圆滑。“那些隐性富豪们都在外地发财,想(在本地)出头,上下都要打点,她哪懂这些。”原本色集团一位高层说。

　　当时,也有人给吴英出过一个“特别”的主意,想办法弄成上市公司……

　　对于吴英来说,那一段风光实际上也为日后本色神话的破灭埋下了伏笔:概念酒店之后,愿意借钱给她的人更多了,她也需要更多钱来维持自己庞大的商业网络。

　　浙商协会执行会长杨轶清当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如果吴英的原始资本的确来自资本市场,那么她目前的投资行为无异于一场“注定要输”的赌局。

　　“她具备创业者敢于行动这个基本条件,但是太着急了,要么突然得到一笔钱,不知道怎么投资,要么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必须摆开场面。”杨轶清说。

　　本色集团最终仅存在了10个月。

　　“一直以来,我都认为自己的脑子很好使,别人都跟不上。哎,英雄无用武之地。在这里除了手之外,脑子就似乎是个道具,有其构造无其功能,所以有些事想想是很自满的事情。”在看守所里,吴英这样感叹。

　掮客,生意

　　“人的一生拥有的财富早已注定,如果一个人拥有的财富超过了所拥有的极限,那么他必定要付出代价。”

　　吴英与骆华梅相识于义乌人杨军的介绍,骆华梅又将自己在义乌文化局的表哥林卫平介绍给了吴英,于是林卫平也成了吴英口中的表哥。家人并不知道吴英与这两个义乌人之间的交情有多深。事发之后,林卫平成了吴英案当中最大的放贷者。

　吴英通过杨军第一次找到林卫平和骆华梅是2005年,几个人约在茶楼里面谈。坐在林卫平、骆华梅面前的吴英不过24岁,跟大多数年纪相仿的县城女孩差不多打扮,“很腼腆,没什么话说,都是杨军在帮忙介绍”。

　　林卫平和骆华梅从杨军嘴里知道,吴英要开足浴店和KTV,想借500万。他们对这个女孩毫无信任。况且500万,在民间资本活跃的义乌又是多么小的一单生意。“年纪太轻了,估计是没什么实力。”

　　林卫平和骆华梅还是有点犹豫,打算亲自去东阳看一看,车开到一半突然又折回去了,“心里不舒服,赚这么点钱搞得这么辛苦划不来”。更何况,不熟不借是他们的习惯。吴英第一次向林卫平借贷失败。

　　一年之后,再次找到林卫平和骆华梅时,吴英“已经变了个样,能干起来了”,她带着白马服饰城的摊位项目找两人借3000万。林卫平和骆华梅觉得吴英的经营思路好,刚好手上有闲钱,并且他们还听到前一年吴英从别人那里借到的500万资金坚持下来了。这一次,他们把钱借给了吴英,双方的借贷关系一直维持到事发。

　　随着吴英的商业网络越铺越大,她的资金源头就更加像一个谜。她走向掮客成为一种必然。

　　在东阳、义乌一带,像林卫平和骆华梅这样的掮客并不少见。按照当地人的说法,即使是大企业背后也有民间资本在支撑,而作为风险较大的中小企业,想从银行那里获得贷款是几乎不可能的,所有的中小企业都是靠着各种民间资本发展起来的。

　　“我们东阳人去外地包建筑工程,一下子要几个亿,房子建到一半,建筑材料要钱,工人工资也要钱,这些钱银行贷不出来,就只能去借。”房地产投标需要几个亿,在掮客那里很容易就能借到,中标之后连本带利,掮客和下线们都能赚上一笔。

　　潜在的需求刺激着这块区域的经济神经。头脑灵活、人脉广的人悄悄地做起了这笔生意。依靠着熟络的人际网,民间资本渐渐汇聚到掮客手里,再由掮客借贷出去。

　　在这里,民间借贷是一种风气,也是生财之道。

　　人们似乎都清楚高利贷背后同样存在风险,但并不妨碍他们将钱交给掮客。维系双方合作最重要的保障就是信誉。掮客们对于每笔生意也甚为谨慎,不熟、实力不够、收益不大的都有可能被他们拒绝。他们依靠自己的人际关系网铺开各种管道哪家有钱,哪家缺钱都在他们掌控之中。做到一定信誉的掮客往往就像等鱼上钩的人,很多借贷者主动找上门来,出于不信任他们可以拒绝任何一笔生意,“至于那些十几万、几十万的散户,纯粹做个顺水人情,有钱大家一起赚。”

　　赚钱始终是所有人利益的交集。放在掮客手里的借贷利息往往是银行的十倍甚至几十倍,期限越短利息越高,而处于借贷者与放贷者之间的掮客仍能攫取一笔不小的利息差。

　　“利息这样翻滚下去不得了,几乎是钱生钱,24小时睡过去就可能已经发财了。”

　　那些缺乏信息和资源的人则将眼光投向所谓的地下钱庄。在东阳、义乌等地,除了允许放贷的正规典当公司,地下钱庄以寄售行、投资公司、调剂公司等各种形式变相挂牌经营,“开个门面本身就在打广告,告诉人家这里是可以借钱的。”

　　典当公司的利息一般比银行高4倍,而投资公司、寄售行则高出8到10倍之多。地下钱庄再将利息不断抬高,“到最后利息根本吃不消”。

　　很少有人觉得这是一场赌博,而更愿意相信这是比炒股票来钱更快更稳当的投资。“如果要赌博为什么不去澳门?”

　　即使在吴英出事之后,一些掮客仍然相信,只要有人肯借钱给她,她或许就能把资金缺口填上。而对于掮客背后那些形形色色的借款人来说,民间借贷就像是把鸡蛋分别投到各个篮子里,这样对于掮客和借款人来说,都不致于因为一笔生意的失败而彻底崩盘。

　　林卫平、骆华梅与吴英的私人交情并没有外人想象的深,只是偶尔通几个电话。等到有天林卫平到东阳一看,才惊讶地发现吴英的场面已经铺得这么大了。他们都觉得她想出名,特地跑到东阳把她骂了一通。在他们看来,“这样的生意还是做到外地比较好”。

　　这种考虑基于一些当事人不愿说的微妙因素。“太多人都在参与这样的生意,领导干部也不例外,公务员的身份反而更吃香。”事后有媒体爆出吴英背后的债权人名单中有部分是官员。

　　骆华梅曾多次劝吴英“把外面的钱搞清楚”,意思是让吴英把从别家借的钱还清,单纯从林卫平一处借贷,“钱要多少没有关系,但不要东借西借。”

　　吴英没有听进骆华梅的话,她还是从义乌人杨卫陵、杨志昂兄弟那里借钱,直到2006年底,杨氏兄弟从特殊渠道获悉吴英资金链即将断裂,将其软禁。

　　按照当地的隐晦说法,借贷人失踪无疑会引起掮客和下线们的恐慌。在这个相对稳定的生态圈里,只要有人破坏游戏规则,就会导致全盘皆输的结局。“资金链出现断裂之后,一旦有人闹起来,事情就会变得很麻烦。”

　　在吴英失踪的8天里,人们暗自猜测她是不是“卷钱逃跑”。这种恐慌多少成为吴英最后落陷的导火索,而“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也成为决定她命运的重要依据:按照我国法律,非法吸纳公众存款的最高量刑是10年,而集资诈骗则最高可判死刑。

　　“人的一生拥有的财富早已注定,如果一个人拥有的财富超过了所拥有的极限,那么他必定要付出代价。”吴英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

　急转直下

　　“你们没必要这么关注我,我只是个企业家,不是娱乐明星”

　　那个晚上,徐玉兰一直想不明白,吴英为什么给她打了电话让她去杭州,又吞吞吐吐什么也不肯多说。还有房间里的那个女人,硬要跟她们挤一张床。徐玉兰和吴英睡一头,那个女人睡另一头。徐玉兰并不认识那个女人,只知道是守在宾馆那群人当中某个男人的妻子。

　躺在床上,徐玉兰觉得气氛不对劲,她没有和吴英说上一句话。半夜,睡在床那一头的陌生女人轻声接了电话。徐玉兰已经察觉事有蹊跷。她觉得吴英可能早就感觉到了。但是她为什么不给自己一点暗示呢,哪怕一个眼神,她也会有数。徐玉兰事后这样想。

　　第二天中午,徐玉兰吃完中饭回到东阳。吴英被几个人从杭州带到了安徽马鞍山,她的司机被安排到另一家宾馆。按照吴英的说法,这是一场早有预谋的绑架,而绑架她的人就是她在义乌的债权人杨志昂、杨卫陵等人。事后,徐玉兰和丈夫努力回想杨志昂的样子,却怎么也想不起来。这两个在各方说法里形象模糊的义乌掮客也是最早放贷给吴英的人。

　　骆华梅听闻吴英失踪的消息,给吴英发了一条短信。吴英告诉他,自己跟杨志昂、杨卫陵兄弟在一起,谈一宗珠宝生意。之后,骆华梅接到了吴英从温州打来的电话,用的还是公用电话。几天之后,骆华梅通过手机定位找到了在镇江的吴英,把她接了回来。

　　吴英回到义乌后,在公司一位高层的陪同下去公安局报了案,公安局没有受理。几天后,她收到了一个装有两颗子弹的信封。

　　“绑架期间,先后到过杭州、温洲、安徽马鞍山、江苏镇江,对我进行搜身、猥亵,扬言要将我杀死抛入江中,并强迫我签署空白文件三十余份,将我携带的现金数万元、现金支票330万、银行卡数张(强迫告诉密码)洗劫一空。12月27日他们派人到东阳将我上亿元的珠宝拿走,又在同日将我公司的14处房产的全部证件,29辆汽车的全套文件及有关财务凭证全部拿走……”

　　这场当事人说法不一、未被公安机关受理的绑架案成为吴英命运急转直下的讯号。2007年1月,吴英在杭州召开新闻发布会回应外界对她的各种质疑,她说“你们没必要这么关注我,我只是个企业家,不是娱乐明星”。

　　2月5日,当吴英买好从北京回杭州的机票准备登机时,被公安机关扣下。“事隔一年多,仿佛一切都刚开始。2007年2月6日对于我来说是改变命运的一天。”吴英后来回忆说。

　　被抓之后,有人问她,“你那么多的钱,是不是陪他们睡觉他们才借给你的?”吴英反问,“陪他们睡觉还会要那么高的利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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