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批准实施 《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要求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构建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的多元化金融体系，使金融服务明显改进，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能力明显增强，金融环境明显优化，为全国金融改革提供经验。

　　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目标有二：一是民间金融阳光化，使实体经济与民间资金对接；二是民间金融规范化，摆脱目前四处泛滥、监管乏力甚至无人监管的现状。阳光与规范，两者并行不悖，就像盾与矛不可或缺。目前的民间金融风险正是以往漠视民间金融的直接后果。

　　处于破裂高峰期的高利贷链条，使民间金融监管成为重中之重。在十二项主要任务中，第十一条是完善地方金融管理体制，防止出现监管真空，防范系统性风险和区域性风险。建立金融业综合统计制度，加强监测预警。第十二条是建立金融综合改革风险防范机制。清晰界定地方金融管理的职责边界，强化和落实地方政府处置金融风险和维护地方金融稳定的责任。当地出现的金融风险，地方政府难辞其咎。

　　此次试验的亮点在于，久藏地下的民间金融有了出头之日，建立多层次民间金融体系有了试验的场所。如建立民间融资备案制度，培育发展地方资本市场，未来的非上市公司股份转让、技术文化产权交易，发展各类债权市场，小微金融机构与小微企业有了对接的可能性。

　　令人稍感遗憾的是，此次试验暂时还未涉及更深的制度层面的变革，有纲要而无细则，也没有涉及小微金融机构的融资与控股权等关键激励机制的改革，虽然提出“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如果发展势头不错的小贷公司的控股权旁落银行之手，如果小贷公司的资本金受到限制，则小贷公司的发展将成为无源之水。

　　细则的出台将考验地方政府市场化的决心与勇气。对温州金融创新的鼓励呼之欲出，温州当地政府该如何应答？

　　目前从有关部门的调查情况看，一系列的创新举措正在酝酿的过程当中，如小贷公司基金等，金融业的创新，成功标志就是建立起信用体系，建立起信用定价市场，并且给信用准确定价。无论何种方式，只要达到上述效果，就算是好的金融市场 ，小微企业也好，产权交易也好，风险与信用的准确定价才是根本，其次才是各种金融方式的推进，以及金融市场的深度拓展。

　　没有风险定价这一根本，即便建立起债券市场、产权交易市场，也不过是增加了某些类似于份额交易的文交所，或者某些黄金交易境内外交易市场这样的对赌场所。温州有关部门应该认识到，温州金融生态恶化并非金融机构太少，而是小贷公司被制度卡住了脖子，民间高利贷失控源于信用根本无法正确定价，多过米铺的银行营业网点，没有真正与当地实体经济接轨。笔者不希望看到温州好高骛远推出无数的金融衍生交易与杠杆交易，而希望在本土化、在服务实体经济、在信用定价上有踏实的进展。哪怕外表老土、哪怕金融机构没有高楼大厦也无妨，只要解决问题就是好办法。

　　有人问笔者，推出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是否意味着吴英案有了转机？这两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不可混为一谈。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指出，对于吴英案的处理，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笔者注意到，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关于慎重处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通知，并且对吴英案采取了十分审慎的态度。实事求是，依法办事，不管批不批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围绕吴英案的所有迷雾都有必要拨开，以彰示尊重法律，尊重事实。

　　温州试验是风向标，试验的成功将为中国民间金融的阳光化、规范化树立标杆，进而解决中国资金效率低下、草根市场艰难的现状。失败，非温州一地之祸；成功，也绝非温州一地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