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中，最高法院在死刑复核结果出来之前，专门就某个案件做出回应，并不多见，尽管最后结果还不得而知，但最高法院的这种做法无疑值得肯定。

自2007年1月1日最高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以来，“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得到了进一步的贯彻，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众所周知，死刑核准权下放到省一级的高级法院后，死刑案件的二审和复核两道程序等于合二为一，如果不是最高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那吴英案可以说已经尘埃落定。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最高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对于程序正义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意义。

就吴英案而言，目前社会上有许多质疑需要最高法院在死刑复核过程中加以查明，不少来自法学界的意见也需要最高法院予以考虑。例如：吴英到底是从一开始就有集资诈骗的故意呢，还是后来在资金链断裂的时候才转变了犯意，由原来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故意，转变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集资诈骗？

从有关报道看，吴英有自己的厂房、固定资产和具体的经营活动，恐怕很难说她一开始就想诈骗。而且，吴英的一些下家都是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来判处的，到她这儿就要转变成可判死刑的“集资诈骗罪”，这其中需要有充足的证据。

又如，吴英集资的对象到底是纯粹被吴英所骗，还是如某些媒体所报道的，是对方在向吴英放高利贷？如果是后者，那些放高利贷的人本身就是违法者，他们的“受害”，自身负有严重的过错。在这种受害人有过错的案件中，判处犯罪人死刑立即执行，无疑是让犯罪人承担百分之百的责任，这并不公平。

事实上，刑法上之所以没有对普通诈骗罪设死刑，也就是考虑到被害人有贪便宜的心理，要负一定的责任。本来这一理由也应当完全适用于集资诈骗罪的，只不过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才对集资诈骗罪设立了死刑。

刑法修正案（八）在废止13个非暴力犯罪的死刑时，曾经考虑过要把集资诈骗罪的死刑也取消掉，虽然最后没有成功，但下一步立法减少死刑时，该罪名的废除或许首当其冲。

此外，根据刑法理论，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不能无限扩展。本案吴英的集资对象是11人，不能因为这11个人又去向其他人集资，就都算在吴英头上，如果不能证明他们是有预谋、有分工的，那就不能把下家的下家都作为吴英的罪状。

诸如此等情节和学理，事关人命，需要认真查明。最高法院已经表示复核此案的原则是“依法”和“审慎”，我理解这里的“依法”，就是要严格按法律办事，不枉不纵；“审慎”就是要充分考虑社会上针对此案提出的疑问。落实了这两个原则，吴英案的复核结果就能够被公众信服，从而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作者：刘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