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吴英案，浙高法院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原判“集资诈骗罪”，处吴英死刑。这次判决比起一审判决，更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和讨论，归结起来不乎有二种，一种是吴英案构不成“集资诈骗罪”，或罪不至死，甚至属于“民间借贷”何罪之有？另一种是吴英案构成“集资诈骗罪”。

而主流声音是吴英案构不成“集资诈骗罪”。而主流声音几乎压倒了持吴英案构成“集资诈骗罪”和浙高法院的判决。

由于吴英案判决颇具争议，对很快走“最高法院”再审议终决带来了本文的“吴英案的‘两难’”问题。控辩双方将绕吴英案是否构成“集资诈骗罪”， 或罪不至死，何罪之有展开“激战”。

最高法院不可能单照本本，无视客观事实和嫌疑犯的主观行为，更无法回避社会各界名流和社会主流声音，照本宣科的终审裁决。这就是“吴英案的‘两难’”题之一。

“吴英案的‘两难’”题之二。对最高法院来说，依法终审裁决也不能不顾及这三十多年来所发生的系列类似“吴英案”，即已判决并执行死刑的7宗类似“吴英案”的“集资诈骗罪”案。这7宗“集资诈骗罪”案分别是：

1986年，温州“抬会”事件，郑乐芬被判死刑，5年后执行（1991年9月）；

1993年，长城公司沈太福非法集资案，死刑；

1995年，江苏邓斌非法集资案，死刑；

2000年，“首富”牟其中信用证诈骗案，十八年有期徒刑；

2003年，孙大午非法集资案，判三缓四；

2009年1月，丽水杜丽敏非法集资诈骗案，死刑；

2010年4月，台州王菊凤非法集资诈骗案，死刑；

（详见吴晓波的《民间金融业沦陷小史：……》http://wxb163tech.blog.163.com/blog/static/6851030520120203160978/）

系列“吴英案”中，有3宗原发地是在浙江，也难怪浙江法院对此类案件处来“轻车熟路”和“承前启后”的，“吴英案”一审二审均同判。

若对“吴英案”不以“集资诈骗罪” 判决处死的话，此前发案的3宗类似“吴英案”——郑乐芬投机倒把罪案、杜丽敏非法集资诈骗案、王菊凤非法集资诈骗案，又叫涉处的浙江法院如何面对她们？恐防由此重新审视和可能要“翻盘”翻案，谁都不好揣测。

因此，不难理解浙高法院二审依照法律准绳作出判决，维持一审原判以“集资诈骗罪”，处吴英死刑。

然而，地院的“足球”以踢出，球也高飞出去，等着有声落地了。不难想像最高法院之难绝非法律和现在时的“磨合”和研判及裁决，还要面对比浙高法院面对“厚重”的以往，环顾的是整个神州的过去，当大法官的神圣法锤捶下的时候，大地回响的“法”是不是公义和公正？

整个中国社会正在期待和期盼着吴英案的“两难”好的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