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相信自己的确有上天的恩赐,有特别的责任,也有特别的权力:责任就是改革天下,权力就是做皇帝。当时改革也有特别的契机:汉朝时没有人觉得某个王朝应该永远存在,当政者腐败,就应该有新的王朝起来。他秉持着这样的信仰;而他的书读得很多,认为社会应有一定的公理和正义,同时必须要在自己的手里完成。但他的失败则来自他以为发个命令出去,事情就做到了,名字改一改,就以为实质也改了——这就是读书人的通病。最好笑的是,绿林军打到长安的时候,他还说自己有天命保护着,不必在乎,自己做了北斗的模型,他坐在斗柄,以为有北斗七星保护着他,就高枕无忧了。”
    据《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文献资料》中记载,毛泽东当时是这样评价王莽的:“王莽,汉时一般做史的文人----范晔、班固、班超等----因为他们吃的汉朝饭,要给汉朝说几句好话,把王莽说得怎么坏。其实,王莽并不是一个怎么不得了的坏人。我们现在研究王莽,要拿很公平很诚恳地的态度来研究。‘均田制’就是王莽时提出来的,可见他注意到农民问题了。因为农民问题最重要者就是土地。而他先节制田地,岂非不明乎?”“以后的地主阶级看到王莽所引的政策,诸多不利于己,欲寻一代表本身利益人,取而代之。而刘秀于是就起来了。倡人心思汉,以迷惑一般人之耳目。刘秀取得了胜利,此盖因王莽所代表着农民利益耳。刘秀则代表地主阶级利益,故能得到最后的胜利。”“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可以说是地主阶级的政治。皇帝不过是地主的表征,所以,每朝皇帝的倒闭,就是地主阶级的分裂,及至兼并盛行、土地集中,逼得人不堪其苦。东汉末年虽有黄巾之乱。如秦末,二世大兴土木,人民的人力财力,耗费殆尽。汉刘邦、楚项羽、陈胜、吴广,应之而起。汉高祖先如函谷关,与秦父老‘约法三章’,秦人大悦。此盖指少数地主阶级而言的。以后王莽出而提倡‘均田’,代表多数农民的利益的。这时高祖的外戚、宦官、王侯等人,辄取乡间收买土地,遂成地主。此时见王莽是代表农民利益的,他们恐慌了,遂起而勾结多方势力,以刘家宗族刘秀为号召,南阳一役,王莽遂大败,即农民阶级被地主阶级所败。”“王莽认为,土地兼并起于‘废井田’,造成贫苦农民下无寸土,甚至无立锥之地。他认为,只有恢复井田制、解决土地问题,才能使贫者有其田,人人有田耕、有屋住,才能均贫富。王莽改制的主观目的,确实是想解决中国数千年‘患寡不患均’的问题,这在中国历代君主中确属罕见。然而,这在当时地主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社会里,这种‘大同思想’充其量只不过是空想而已。”毛泽东在最后指出:“农民问题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关系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关系到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关系到民主革命的成败。”
结语
    王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用他的实践来实现他的理想,虽然失败了,但不能因此否定他,一般认为王莽是一个伪君子,伪儒生。而我恰恰认为那些持续两千年的所谓正统的儒生更是虚伪的,他们自然信封儒家文化,却极少有用自己的实践去实现儒家所认为的社会形态,只知道钻牛角尖,把儒家文化发展成只会忠君思想的洗脑教条,抛弃了儒家根本的社会大同的美好向往。
    王莽是一个为实现自己的社会形态而奋斗的君王,是一个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的书生和君王,历史上仅此一位。
    夏言(1482-1548)《申议天地分祭疏》有云:“用《周礼》误天下者,王莽、刘歆、苏绰、王安石也。”
    霍韬(1487-1540)《与夏公谨书》有云:“王莽之学,一传而得宇文泰,再传而得王安石。”
    王安石被世人称为良相和改革家,唯独王莽依然被钉死在乱臣贼子的死皮上不能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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