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试图恢复周代的五等爵制度——公、侯、伯、子、男。爵位和官位一一对应。公者，即王公也；侯、伯可以做太守的官；子、男可以做县令的官。周代社会的维系，是以宗法制做为基础的。理论上讲，周朝整体是一个大家族，周天子就是最大的大宗，各地相对于周天子而言都是小宗，但各地都有局部区域的大宗，这就是“公”。局部区域的“公”不能天天到周天子这里，就得分封到各地去做诸侯。比如：齐桓公的齐国为公国，魏文侯时期魏国是侯国等，各诸侯国再按五等爵的级别、按分封制的精神逐层分封下去，形成一个金字塔的结构。公、侯、伯、子、男，层层相套。宗法制和分封制结为一体。简单说，就是什么爵位分什么地。爵高者，分的地，包括爵低者的地。男爵以下，就是平民，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再低的，连地位都没有，就是奴隶，和牛马财宝等成为主子的私产。
王莽遵循的是周礼，托古改革，所以他觉得，新朝的维系，也应当遵求此理。不仅什么爵位的人应该做什么样的官，而且更要坚持什么爵位的人分什么样的地。官、爵、地，三者互相关联，世袭制的“接班”制度也因此而重新恢复。于是他下令：
公爵为一同，可以有一万户（民众的租税），面积方圆百里。史书统计有“公”十四人；
侯爵、伯爵为一国，可以有五千户，方圆七十里。史书统计有“侯”九十三人、“伯”二十一人；
子爵、男爵为一则，可以有二千五百户，方圆五十里。史书统计有“子”百七十一人、“男”四百九十七人；
前汉时期的“关内侯”原为二十等爵中仅次于侯爵的次高级别，这时叫做“附城”，相比于新封的爵制，降了级别（特别包括诸多刘氏宗亲），仅可拥有九百户，方圆三十里。史书统计有一千五百一十一人。
爵位制一直被封建社会所采用，到清朝还有，比如：曾国藩授封一等毅勇侯,李鸿章授封一等肃毅伯,左宗棠授封一等恪靖伯。
改变四番的地位
王莽认为四海之内只有一个皇帝，所以，下令四夷不许称帝，把汉朝皇帝授给匈奴的印玺收回，而只给印章，如把匈奴单于改名为“降奴服于”，改高句丽为“下句丽”。很明显贬低了匈奴的身份，这一点上，匈奴很恼火。由此也可见王莽固执的儒家思想，很在意虚名。
王莽的失败
王莽的失败是由于他的改革，改革触动了太多人的利益，而这些人恰恰又是国家机器的核心层，往往是政令所出，下面不作为，行政处于瘫痪状态。又因为此，激化了许多社会矛盾。特别是钱币改革和土地改革，触及范围广，使反对派牢牢的抱在一起集体责难。就拿土地国有来说，“王田私属”的诏令公布后，遭到了占人口10％的贵族、官僚和地主们的强烈反对，他们千方百计阻挠和破坏新法的实行；而且由于农民没有改革的主动权，占人口80％的广大农民也对此政策不满，原因是因为“井田圣法”在贵族、官僚和地主的强烈反对下没有得到实行，没有土地的农民不仅没能得到政策许诺的土地，反倒是政策将农民禁锢在“王田”（有的原有私田也被变为王田）里当牛做马，获利更少且毫无自由。在利益集团的迫持下，公元12年，井田制（王田制）寿终正寝，“诸名食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以法”。向大土地所有者投降妥协，依旧允许土地自由买卖。这样，王莽试图解决土地兼并的改制完全失败了。王莽的五均六莞改革又触及了商人的利益，商人不能盘剥，自然没有利润，没有利润自然就要闹意见，最后王莽就是死于商人之手，可见商人憎恨的程度。
王莽的改革彻底的破坏了他的执政系统，因为所有的官员和大户几乎全部遭殃，原本支持他登基称帝的后来都受到利益的破坏，纷纷反对。在整体的行政机关集体反对的情况下，改革步履维艰。
国力衰微、根基不深、政策太急、朝令夕改，是王莽改革的错误和失误，没有循序渐渐，一连串的进行快速的社会变革，是无论如何也难以让人接受的。特别是货币的改革，太乱太杂，又不科学，操作起来难度大，引起经济混乱，通货膨胀，不能不说失败。
又加上长期的战乱，自从王莽巨摄起，战乱未平，内忧外患，国家机器运转困难，而且王莽也主动出兵，连续发动对东北、西南各族和匈奴的非正义战争。曾派10余万人镇压西南的钩町族，其中有十分之六七死于饥饿病困之中；又从各地征发30万人进攻匈奴。沉重的徭役、兵役负担，战争的骚扰，使各族人民遭到了极大的痛苦与灾难。
王莽的评价
引用《大新国2000年祭——重评乌托邦始祖民生皇帝王莽》（作者天涯论坛：feastlife 提交日期：2008-11-21）中一段我认比较好的文字，作为评价：
民国时期的伟大民主主义者胡适。他说：“王莽是中国第一位社会主义者。”他认同王莽改革中的土地国有、均产、废奴三个大政策，“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至今还没有公平的论定。他的贵本家王安石虽受一时的唾骂，却早已有人替他伸冤了。然而王莽却是一个大政治家，他的魄力和手腕远在王安石之上……可怜这样一个勤勤恳恳，生性‘不能无为’，要‘均众庶，抑并兼’的人，到末了竟死在斩台上，……竟没有人替他说一句公平的话。”“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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