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尚书•牧誓》看商纣之罪

关键词：商纣 牧誓 商代

对于商纣王的恶行历来都有不同的评述，为其翻案的文章更层出不穷。商纣的恶行主要见于《尚书•牧誓》和《史记•殷本纪》等文献。然而，早在春秋时期，孔子的弟子子贡便已有了疑问：“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于本人愚见，是比较赞同子贡的看法的。

周人所指的商纣恶迹，集中见于《尚书•牧誓》：“王曰：‘古人有言：“牝��晨。牝�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言是用，泯�厥肆祀弗答，泯�厥�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是信是使，是以�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

则纣之罪可总结为四条：惟妇言是用；祭祀不修；不任用亲族；收容并任用罪人。下面我们来对此逐一分析。

一

第一条罪状是：惟妇言是用。这里所说的“妇”应特指商纣的宠妃妲己。“妇言”即指妃嫔之属在帝王面前对国家大事发表的决策。在此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商代妇女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较高且较为活跃。然而，文中并未提及“妇言”为何，所致何乱。其中有一点要指出，后宫干政不一定就要乱政，历史上如唐代长孙皇后那样于国家、君王、大臣都有好处的贤德皇后，还是不乏其人的。

至于武王何以以此为纣王罪呢？我们可以作如下推敲。就是由于商周社会生活方式不同，妇女社会地位亦都存在差异。

商代社会带有较浓厚的游牧民族的遗风。据柳诒徵先生的《中国文化史》上卷考证，“殷之多迁都，实含古代游牧行国之性质。”对此，本人颇感认同。而游牧民族中，妇女的社会地位与社会作用往往超过农业民族的妇女。后世辽、金、西夏、蒙元与中原汉人农业民族的差异可为一证。

反观同一时期的周人，本以农神后稷为始祖，虽也有不断迁徙的历史，但至晚商时，已经演化成较单纯的农业民族。见吕思勉先生《先秦史》考证，公刘古公“世以农业兴”，同时《尚书•无逸》也载“文王卑服，即康田功”。周人男耕女织的经济分工直接影响到社会生活中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并根深蒂固。因此，妇女干政于周人来说则成了大逆不道的事。

二

第二条罪状是：祭祀不修。在当时，人们对鬼神的崇拜已经开始更多地转为祖先崇拜，若一国之君带头不祭祖，那确是一件大事。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知道，奴隶制下的商朝生产力尚不发达，对劳动力和牲畜的需求量很大。此外，商朝原先对奴隶是很残酷的，祭祀天地要杀奴隶。祭祀祖先要杀奴隶，奴隶主死亡要奴隶殉葬，建筑宫殿、家庙也要用奴隶奠基。

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早期商代遗址，郑州二里岗的中期商代遗址，都有奴隶主把奴隶杀死或活埋入地下的情况。而安阳殷墟的发掘表明，晚商奴隶主阶级对奴隶的残害最为野蛮，在那里发现的几个屠杀遗址中，被杀奴隶就达五千人以上。但是到了商纣王时代，这种情况大有改变，一般不再屠杀奴隶，就是抓来的俘虏也不杀害。一是让他们从事田间劳动，进行集体生产；二是让他们参加军队，用俘虏补充兵源，履行征战和守土之责。

从这个角度看，纣王抛弃对宗庙的祭祀其实是在废除“人牲”、“人殉”，解放大批奴隶的生产力，促进商朝的生产发展。至于事实是否这样，历史并没有留下更多的证据。同时，不修祭祀对于以礼立国的周来说，确也是大大的罪行，但是对于实际社会又能造成多少祸害呢？于鄙人看来，那是利大于害的善举啊。

三

第三条罪状是：不任用亲族。这一条作为罪状显得十分牵强。中国历代贤明统治者都提倡过，任用人才应量才而用，不能任人唯亲。同时历朝兴衰也告诉我们，任人唯亲并不就能真正维护统治与国家的利益，两汉末年外戚乱政就是一证。

虽然封赏子弟，以亲情为纽带，稳固统治，在当时本是一件极为平常的事。但物极必反，制度千般好，却跳不出应有的“法度”。若不加选择，只知亲情，一则断了天下人才仕进之路，抱怨统治；二来王族子弟良莠不齐，势必会生出诸多事端，动摇统治根基。但如果从周的角度来看，这条罪状则容易理解了。我们且看周初，武王广封诸子弟亲族为诸侯，而不论其有才与否，可见武王对任用亲族的高度重视。相对之下，商纣王不任用亲族子弟于武王看来则是大大的不对，甚至成为罪状。

再从另一个角度看，根据王革勋《论商纣王》一文引毛泽东的话说：“商朝内部出了‘反对派’、‘汉奸’，代表人物就是比干、箕子、微子三个人。……而微子最坏，是个汉奸，他派两个人作为代表到周朝请兵。”后来纣王杀比干、囚箕子、逐微子，使得武王失去了伐商的内应。因此，武王便以纣王不重用亲族（主要是比干、箕子、微子等人）为罪状，以泄己愤。虽然这些都只是一种推测，但却不无道理。

四

第四条罪状：收容并任用罪人。这里的罪人主要是指各属国的逃奴。商纣王收容这些奴隶本意应该是想与各属国争夺奴隶，以增殖人口，便于生产，以发展本国经济。然而，周文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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