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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之前和建国初期,姚文元本是著名左翼文人胡风的崇拜者,然而在1955年,姚
文元却突然成了批判胡风的急先锋,这到底是为什么？从姚文元与胡风的关系中,或
许可以看出姚文元后来人生道路的必然性。
请看《党史博览》刊署名霞飞的文章。不入门的“学生”姚文元乃姚蓬子之子
。姚蓬子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坛上的左翼作家,1927年经潘汉年介绍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此后,姚蓬子便与鲁迅、胡风、田汉、夏衍、冯雪峰、潘汉年、丁玲等左翼作
家交往密切。后来,姚蓬子在天津被国民党逮捕,在狱中写下了《姚蓬子脱离共产党
宣言》,成了叛徒,但后来他隐瞒了这一情况。抗日战争时期,姚蓬子在重庆办作家书
屋,仍以左翼作家的面目出现。那时,姚蓬子的作家书屋主要以出版进步书刊为主。
这时,姚蓬子与胡风的关系仍然很好。姚文元1931年出生于上海。姚文元1岁时,便由
姚蓬子抱着去见过鲁迅,鲁迅还为此写过一首诗。这一点后来也成了姚文元的“资本
”。“文化大革命”中,姚文元不止一次地说过：“我1岁的时候见过鲁迅。”当他
后来在重庆南开初中读书时,父亲的作家书屋出版过胡风的很多著作,胡风也常来作
家书屋与姚蓬子谈天说地。那时,姚蓬子是胡风的朋友、出版者,自然经常在他儿子
姚文元面前提起胡风。姚文元也十分崇拜胡风,但他当时毕竟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
,还与胡风这样的大作家、文艺理论家说不上话。于是,性格内向、喜爱读书的他每
天从学校回来后,便躲在自己的屋子里读作家书屋出版的书。在这些书中,他最爱读
的,就是胡风的书。胡风写的许多书和文章,他不止读一遍,有的甚至读过三四遍。新
中国成立后,姚文元进入中共上海市卢湾区委宣传部工作,业余时间仍经常读胡风的
书。不过,此时他读胡风的书,已经不同于从前了。从前,他只是在学习胡风的思想、
文风、笔法,现在,他读已经成为中国文坛巨星的胡风的书,是为了研究胡风的思想,
通过对胡风思想的研究,走上成为文艺评论家的道路。姚文元整天钻研胡风的书,几
乎成了胡风迷。他在上海卢湾区委宣传部时,就经常在同事中谈论胡风。姚文元的这
一长处,也引起了中共卢湾区委宣传部长的注意。经他推荐,1954年底,一向有重视文
化工作传统的卢湾区委宣传部决定：让地位并不高（当时只是科长）的姚文元为全
区干部讲一次胡风的文艺思想。青年姚文元获此殊荣,内心自然十分高兴。他下了
一番功夫,认真准备了一篇宣传胡风文艺思想的讲稿。在讲稿中,他是把自己置
于胡风“学生”的地位的。只是他自己心里十分清楚,此时的胡风,已经不是抗日战
争时期作家书屋座上客的胡风了,他这个胡风的“学生”,只是一个不入门的“学生
”。
惊怵之后的转向
就在姚文元热心当胡风不入门的“学生”时,中国文艺界却响起了一声惊雷：胡
风被定为“胡风反党集团”的首要人物。
1954年,胡风深感中国的文艺工作中存在着一些缺点,如不提出解决,会妨碍中国
文学艺术的繁荣。于是,当年7月,他直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一份《关于几年来
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这份30多万字（后来被称为“30万言书”）的报告,系统地
总结了建国后文艺思想和文艺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其中还对当时主管中国文学艺术
工作的中宣部领导人周扬等人提出了批评。胡风的报告,被中宣部认为是错误的、反
动的；胡风向中央直接写报告,也被认定为是不正当的。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
先后开了8次会批判胡风,周扬在会上还作了题为《我们必须战斗》的报告。当时中
央还只是要对胡风的思想进行批判,但到1955年4月,胡风写给舒芜的一批书信受到注
意,中宣部把这些信整理成一份材料,和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一起报送中央。毛
泽东看了这些材料后,同意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毛泽东为发表这些材料写了按语
,将胡风及其有关一些持相同意见的人定性为“胡风反党集团”。5月18日,全国人大
常委会批准将胡风逮捕。然而,在1954年底,周扬批判胡风的消息即在文艺界传开了
。1954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周扬的《我们必须战斗》一文。姚文元
读了这篇文章,感到震惊。虽然那时胡风尚未被定为“反党集团”的首要分子,但是
周扬在文章中已经使用“反动”一词来称呼胡风了。这对姚文元来说,不啻于晴天一
声霹雳,一下子把他打晕了。他心中的偶像,他一直认为是自己“老师”的胡风,怎么
一下子成了“反动”的呢？他百思不得其解,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了好几个晚上。
想来想去,他感到了惊怵,他有一种后怕的感觉。于是,在惊怵之下,几天之内姚文元
就转向了,他真的成了胡风的批判者了。
突然打响的两炮
1955年,文化部主办的《文艺报》在第1、2期合刊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文艺报
》通讯员”的文章——— 《分清是非,划清界限》。这篇文章除了按周扬文章的
观点说胡风是反动的外,还对《文艺报》提出了批评,说《文艺报》“没有对胡风先
生的理论进行持续的彻底的斗争”；说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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