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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员智斗姚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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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正
1980 年12 月8 日，第一审判庭审问姚文元。审判员史笑谈问姚文元：“起诉书指控你诬陷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王显，是一个极其狡猾、阴险的反革命两面派，是无产阶级最危险的敌人’, ‘上海党内组织了以他们为总头目的资产阶级顽固堡垒’，这是不是事实？"
姚文元的回答令人一惊。
他说：“我在1967 年1 月到上海的时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 我对上海市委的领导人，有过攻击的言论……起诉书上说是张春桥、姚文元是这么讲。讲话只能是一个人讲，究竟是张春桥讲，还是姚文元讲，起诉书里边没有说清楚。”
他并不正面回答法庭的提问，而是从另一方面反过来向法庭提出了问题。
接着，姚文元就对起诉书上的一些‘没有说清楚”的提法，从文字上对自己进行了辩解。这种以守为攻的做法，‘四人帮”中只有姚文元能够具有这种能力。
面对姚文元在文字上的故意挑刺，法庭宣读了经姚文元和张春桥审定的《 评陈丕显的五次假检讨》 ：“该文第一页中说：‘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上海的代理人、上海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陈丕显、曹荻秋、杨西光之流… … ’该文第二页中说：‘这一小撮无产阶级最危险的敌人’。‘陈丕显是一个极其狡猾、极其阴险的反革命两面派’。该文第十二页中说：陈丕显‘靠了他那一套反革命两面派的权术’, ‘在上海党内组织了以他为首的资产阶级顽固堡垒’。”
接着，法庭又宣读了张春桥1967 年12 月12 日在这上面的批语：“已阅，等姚文元同志意见来了以后，就可以发表。退徐景贤同志。”
这样的证据不可说是不充分。
可是，姚文元却又提出了新的问题。
他说：“这一篇文章不是我去组织的，是他们上海市委组织文章送到北京来的… … 既然我审阅过，那么我负审阅过的责任。”
我在审判台上听着姚文元的辩护，真为这个家伙此时此刻还能如此精明地进行自我辩护感到有些吃惊。将一件事情的责任合乎情理地一分为二，“只负审阅过的责任”，这是一个多么善于为自己开脱罪责的家伙！
他接着说：“我现在记不起来我审阅之后提了什么意见，反正以事实为标准。但是里边讲的陈丕显同志是反革命两面派等等，这一些，那是文章的话… … ”
我在审判台上听得出他竟然将自己应负的罪责推得一干二净：那些话都是文章里的，不是你们起诉书上说的是由我姚文元说的。既然开始时只承认负审阅的责任，而现在又将责任推给了文章自己，那他姚文元还有什么罪呢？
姚文元怕自己的辩护会引起负面的反感，最后又在结尾时不得不点了一下。
他说：“这些攻击当然是错误的… … ”他又说：“我在这里向陈丕显同志和其他市委领导同志，还有上海市、区、基层的广大干部、工人、知识分子道歉。”
审判员针对姚文元的辩词提问：“你审阅过，你应不应该负责？"
姚文元的回答滴水不漏。
他说：“我审阅过，应该负的责任是审阅的责任。但是，那个审阅文章中的观点，并不能都代表我的观点，我没有讲过这些话。”
事情的辩护终于见“底”了，原来妖文元的目的是想将起诉书上所提出的区个问题全部给推掉。
然而，这个观点姚文元又是如此小心地提出来的：“并不能都代表我的观点”。
法庭针对姚文元的辩护，宣读和投影了徐景贤1968 年1 月16 日在《 评陈丕显的五次假检讨》 上的批语：“春桥同志：此文已在你的第二次修改稿上，根据姚文元同志的意见，将涉及中央会议的提法尽行删去。我的意见可以发表了，请你最后阅定。景贤l 月16 日。”
宣读后，审判员问：“那篇文章里边，其中涉及到中央会议的一些内容，你建议删掉，这是事实。但是这篇文章里诬陷陈丕显那么多，你建议了没有，你删了没有？那你为什么不删这个呢？" 审判员这么一问，正好击中了姚文元的要害，他那光光的头顶晃了几下，一下子没有辩护的词语。
在事实面前，姚文元只得承认了事实。可是，他的承认也是很有分寸的。
他说：“那是我犯了错误嘛，犯了错误我承担这个责任。”
姚文元整个法庭上都严守着一道防线，那就是只认错，不认罪。
姚文元的不认罪既不像江青，也不像张春桥，他既让你看不出表面的对抗和不满，又让你觉得他的态度还是较好的，他柔中有刚，利用自己对于文字和语言驾驭的能力与法庭周旋。
记得在预审的时候，当问到有关天安门事件，将那么多悼念周恩来总理的人参加的活动，定为“反革命事件”，这是不是错了时，姚文元一开始说：“错了，肯定是错了。”
为了证实自己的态度，他又补充说：“特别是还把这事情栽在[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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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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