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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江青、姚文元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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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狡辩：“错误的责任都是主席的”
1980年10月23日，江青对监所提出要求，说：“想请律师替我说话。”11月10日，再次要求“会见律师”。12日“两案办”指定张思之、朱华荣两位律师担任江青的辩护人，但按《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还须征求被告人的同意并经她本人委托。
1980年11月13日早上8时，司法部公证律师司司长王汝琪作为“两案”律师组领导成员，陪同律师到秦城监狱去会见被告人。江青的羁押室内一床一桌一椅，布置简洁，大约有20多平方米。江青每月伙食费为36元，这标准在当时是比较高的。江青每天还像演员一样练功，锻炼身体，监狱的医生也经常为之体检。所以，江青的健康情况一直很好。
江青随着两位女法警进入会见室，张思之招呼她坐下，她点了点头，故意显得斯文懂礼、从容不迫，并不抢先说话。张思之向她说明：特别法庭向我们介绍，你要求请律师辩护，有什么要求或者问题，凡是跟你的案子有关系的，可以同我们说。江青说：“我要委托史良作我的律师，是因为，我想，她敢替我辩护。”她这样一停一顿地说着，“至于你们，……”她到此故意止住，用一种令人感到狡黠的眼光看着律师，不再说下去。
不一会江青又说：“替我这个案子辩，不容易噢！得学好多东西啊！你们得学‘九大’的报告，‘五一六通知’，还有‘十六条’，不学习那些党的重要文件，不可能替我辩!”
张思之告诫她：“你扯得太远了。律师办案子，哪些文件应当学，哪些不必看，我们自会安排。现在首先应当解决的问题是：你必须明确表态，是否委托律师辩护。”
“那好，现在请你们解释一下：什么是公诉？我的案子是谁起诉的？”江青说。
朱华荣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00条向她说明：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充分确凿，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检察机关就会作出起诉决定，以检察机关的名义按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由于你的案情特别重大，所以由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决定，专门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向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提起公诉。
律师的话音刚落，江青立即说：“检察人员还没有和我把事情说完哩，怎么就起诉了？”她突然提高嗓门喊道：“起诉我是反革命，谁是反革命？我要控诉公安部……”她愈讲愈离谱。张思之打断她的话说：“你这通话，离题太远了！”不料她立刻做出反应:“你说话不要那么大声嘛！我是病人，我怕你的声浪的震动。”朱华荣反驳道：“你刚才一再说耳朵不好使，要求我们说话大声点儿，怎么又变了呢？”
江青的情绪变换来得真快，这时，居然红了眼圈，低了脑袋，轻声细语地告诉律师：“我是想请个顾问，可不是以犯人身份委托。”她又突然冒出一句：“你们是那边的人，那就不能作我的律师！”
1980年11月16日，律师第二次到秦城监狱会见江青。上午8时30分，警卫人员将江青带来，江青身着黑色可体的服装，乌黑浓密的头发富有光泽，一副黑框眼镜遮住眼睛，傲慢的眼神似乎有些做作。
谈话从朱华荣律师向江青介绍傅志人律师开始。听完朱律师的介绍，江青说：“今天我聘请你们，不是以犯人的身份。当然，我请你们作律师，不是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给我包打赢官司，我要求你们给我辩护，帮我说话。我写了很多东西，也要给我的律师看。”
朱华荣律师也阐明了来意:“律师是根据事实与法律来进行辩护的。今天我们想对起诉书中所列事实，听听你的看法。”
江青却绕开律师的话题，说：“我的问题，要从‘文化大革命’来谈。主席和我结婚时说‘党和行政你不要管’，我一直是遵守的。我管社会上的事，主要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毛主席作了结论，并自己承担了错误的责任。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按照马克思主义办事的。希望你们学习一下‘九大’政治报告和‘十大’文件。‘九大’政治报告虽然是林彪作的，实际上不是林彪写的，林彪写的没有用，叫林彪念，林彪不愿意，后来勉强念了，把字念错了好几处……”江青滔滔不绝地讲个不停。
朱律师不得不打断她：“你这样讲是不是离起诉书所指控的事实太远了，还是请你针对起诉书来谈。”
江青停下来，把[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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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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