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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四人帮”及其上海的余党进行审判，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他们在当时的活动，直接地牵涉到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因此必须
得翻开那一段令人想要忘记但又不能忘记的历史，弄清“文化大革命”这场风源的来龙去脉，弄清这伙人各自应负的罪责，才能进行公开的审判。
那一场令每一个中国人无法忘记的历史风暴，是从上海滩上开始的。
1962年3月上旬的一个晚上，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的剧院里，当大幕即将拉开的时候，从外面进来一个神秘的女人，在剧场有关人员的陪同下，来到前面早已为她留好的座位坐了下来。
在一阵激越的乐鼓声中，大幕徐徐拉开。舞台上出现了一些穿着古装登场的演员，台下的观众看到高兴之处，便不停地鼓掌。
那个女人的反应却与观众不同，一边看着，一边不停地摇头。
她是谁，怎么跟大多数观众的感觉不一样？
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家喻户晓的江青。因为生病刚愈，医生建议她抽时间去看看戏，听听音乐，便于尽快地恢复听力。她由于少女时代在山东老家的时候曾经跟人学唱过京戏，对于这个剧种的艺术略知一二，便经常到剧院里去看演出。
今天这场戏，她是慕名而来的。
在此之前，由北京市副市长、著名明史专家吴晗所撰写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已唱红京城，受到了许多观众的喜爱，北京市和全国文艺界的一些报刊也对此进行了评论，大都是一片赞扬之声。于是，江青决定来看一看这场戏。
她还未看完就站了起来，拂袖而去。
事后，江青让人找来发表这个剧本的《北京文艺》，独自关起门来，对此进行了一番“研究”。
她“研究”之后得出了结论，认为这个戏的问
题严重。
不久，这个剧就不准再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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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剧团的导演和演员都感到惊异，纷纷向有关领导打探此剧被“枪毙”的原因。但是当时谁都弄不清楚。
过了好长时间慢慢才打听出来，原来是江青认为此剧是借古讽今，影射现实。
她的理由是：一、剧中提出“冤案统统要平反”，是暗指社会主义社会冤案重重，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二、海瑞退田到户，说“退田才能使民安”，是歌颂“三自一包”，鼓吹“包产到户”，反对社会主义合作化。
江青指责以上两点“都是和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唱反调的”，是大毒草。所以，《海瑞罢官》公演不到十场，就被禁演了。
对此很多人都觉得奇怪，1960年写成的《海瑞罢官》，竟然是反映1961年的“单干风”、“翻案风”的；而且，批判“单干风”、“翻案风”，明明是1962年的事，怎么会同1960年写的剧本扯到了一起呢？
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接着，江青便亲自出面，找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副部长周扬以及文化部的正副部长们谈话。
令她没有想到的是，这次谈话的气氛有些不太“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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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位老资格的部长们对于江青的这次召见不以为然，坐在那
里一言不发。
江青说：“今天请各位来，就是要向大家打个招呼，我们的宣传文化部门的问题很严重，舞台上全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着，那怎么行呢？有的剧团还演鬼戏，什么《李慧娘》之类。现在北京又出了一个更坏的戏，叫《海瑞罢官》，我看了，没办法再看下去。这是一场什么戏呢？各位部长们也许都看了吧，这是一场有着严重政治问题的戏，还美其名‘挖掘传统’，实际上是厚死薄生，厚古薄今，借古人来为现代人翻案。我看对于这个戏，必须得组织力量进行批判，不管是谁，只要与我们社会主义的文艺不相符合的，我们都要批判。”
江青一边说着，一边看着面前的几位部长。
部长们面无表情。
江青说：“怎么样，各位部长，我说的这些都在你们的管辖之内，我希望你们还是好好地考虑考虑。”
几位部长仍然一言不发。
此时的江青，只是一个挂在中/宣/部文艺局下面的处长，竟然来召见几位德高望重的领导谈话，几位部长的心中难道能愉快吗？
江青满以为这次向几位部长谈话以后，就会在全国出现一个批判《海瑞罢官》的形势。可是事情却与她最初的愿望相反，几位部长根本就不把她放在眼里，下来之后不但没有组织力量对《海瑞罢官》进行批判，同时还同意这个戏在各地继续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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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对此十分生气，又多次找陆定一等人谈话，催促这件事情。
可是，几个月下来事情竟无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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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一不做二不休，她决定甩开几位部长，自已来干。
要组织批判这部
戏，就得要写文章，江青不可能自己出面来写，就是自己写也不一定能写好，那么就得找一个为她提笔的人，这个人到哪里去找呢？
1964年下半年，她开始排开几位部长，独自在北京相关文艺研究部门寻找合适的人选。
要想找到这样的人选谈何容易，这个人不但要有较强的写作能力，还得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光有了这两项还不行，还得对于明史有较深的研究。加之中/宣/部、文化部以及北京市有关方面对于这件事情都不是太支持，江青踏破铁鞋，也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人。
后来终于找到了一个人，但那人一听说是批《海瑞罢官》，立刻就打了退堂鼓。
如果不是出于一种政治投机的话，无人愿意干这件事情是很正常的。因为凡是学术界，没有人不知吴晗是一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对于海瑞所处的时代，更是有着独特的研究，他所写的人物和时代是不会有什么差错的。
江青在北京找不到为她提“刀”的人，于是就将目光转向了上海。
那时柯庆施在上海正在搞“大写十三年”活动，柯庆施将这项任务交给了他的政治秘书张春桥去具体办理。
江青与张春桥便开始了频繁的联系，寻找适合的提“刀”人。 |
作为全国唯一参加了北京和上海对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与“四人帮”及其上海余党的两场大审判全过程的一名法官，我想谈一谈至今人们都还关心的一个问题：江青后来是如何找到姚文元的？
1965年的一天，姚文元
刚走进自己在《解放日报》的办公室，就接到了张春桥打来的电话，让他迅速去一趟。
姚文元说：刚上班，我得给报社领导打个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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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立刻说：不用了，你直接来吧，如果报社领导问起，你到时找个理由就是了，此事要保密，不要告诉任何人。
姚文元知道张春桥这次一定会告诉他“上面”的一些精神，说不定又要让他带头写文章，于是便找了一个理由，就匆匆赶到指定的地点。
姚文元敲了一下门，张春桥在里面问：是文元同志吗？请进来吧。
姚文元推门进去，一看屋子里除张春桥之外，还坐着一个神态严肃的中年女人，面目清秀，戴着一副眼镜。
姚文元显得有些不太自然，就要向外面退。
张春桥立刻叫住了他，说：进来吧，进来吧，我们都等你好一会儿了。
原来，姚文元是骑着一辆破旧自行车赶来这家大饭店的，路上转弯抹角自然花了不少时间。门卫见他穿在身上的那件衣服皱巴巴的，又推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到了门口就被拦住了，他又不能直接说明自己的原因，费了好多口舌才进来。走进屋子，独自找了一张椅子坐在一边。
张春桥向他招招手说：过来吧，我们坐近一点，有话跟你说。
姚文元将椅子向前挪了一下。
张春桥指着那个女人对姚文元说：我先来介绍一下吧，这位是江青同志。
姚文元一听，顿时瞪大了那双鼓鼓的金鱼眼睛。他简直不敢相信，面前的这个女人就是毛泽东主席的夫人。
这时，只见江青从随身所带的皮包里取出一本杂志来放在桌上，对姚文元说：你读过这里面的那个剧本吗？
姚文元转过去看了一下，只见那是一本《北京文艺》杂志，上面印的期数是1961年第一期。
江青说：这
里面的那个剧本，名叫《海瑞罢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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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历史知识本来就了解不多的姚文元不知道江青要说什么，就重复了一句：哦，海瑞罢官。
江青接着说：是的，这个海瑞可是一个人们传说的青天大老爷，但却被皇帝给罢了官，流放到天涯海角的海南，他对此极为不满，总想翻案，等了几百年，现在终于有人给他翻案了。
根本就没有看过这个剧本的姚文元讨好地说：原来这是一部翻历史旧案的剧。
张春桥一听差点笑了起来，就说：这哪是翻历史旧案，这是为现代“海瑞”翻案的戏，你看了剧本以后就知道了。
姚文元一看自己的马屁拍在了脖子上，不觉有些脸红，忙问：这个剧本是谁写的？
张春桥说：还能有谁，就是那个吴晗。
姚文元一听吓了一跳，自言自语地说：吴晗……那不是著名的史学家吗？
江青说：是的，他不但是史学界的一个权威性人物，同时还是北京市的副市长，位高权重啊！
善于察言观色的姚文元看看江青，又看看张春桥，不知道他们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坐在那里不敢说话。
江青这时说：这个剧本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我们要准备对它进行批判，不知你有没有这个勇气？
从一进屋就开始察言观色的姚文元，终于猜到了江青此次来上海的目的，原来是要准备对《海瑞罢官》这部现代
历史剧展开批判。既然是要批判，那当然就少不了有用的笔杆子，就得要务色这样的一个提“刀”人。
张春桥接着说：文元同志，你看怎么样，这件工作就由你接收下来吧，这是一件很光荣的任务啊！
江青也说：现在写这样文章的人多的是，要找一个有写作水平的青年评论家来完成这项任务，春桥同志就推荐了你，看来上海市委对你是很信任的嘛。
张春桥又说：“你可以先接手下来，至于具体“工作”中有什么困难，到时给市委反映。”
话已经被江青和张春桥说到了这个份上，如果再不接手下来，机遇就会落入别人手中，就有可能失去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姚文元当然不能让给别人。他说：很感谢江青同志和春桥同志对我的信任，我就将这项“工作”接下来，希望以后在具体“工作”中得到你们的帮助，将这项事情做好。
江青一听，高兴地说：好，我看过你过去批判胡风的文章，写得很有深度，希望这次超过以前。
张春桥顺水推舟地说：好嘛，好嘛，江青同志对你抱着很大的希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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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对姚文元说：你要抓紧，在报社的工作，请春桥同志协调一下，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找春桥同志，由他帮助你及时解决，一句话，要把这件事情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只准干好，不能干坏，到时就看你的了。
直到这时江青才站了起来，将那本《北京文艺》亲手交到姚文元的手中。
临走，江青终于伸出手来，与姚文元握了握手。
“四人帮”中的三个人，为着各自的政治利益，此时便开始
走到一起，直到他们的最后灭亡。
到现在人们都还关心着一个秘密，姚文元是如何完成那部拉开“文化大革命”序幕的长篇评论的？我查过姚文元的相关档案，他只是一个在解放初期毕业的高中学生，在此之前在报上见到的也大都是一些豆腐块一样的小文章，或者一些他自己写给报刊的“读者来信”。要完成这样的文章，一个从来都没有学习或者说是通读过明史的姚文元，竟敢如此大胆地接下这个任务，他将会如何做呢？
这里，我根据在法庭内外所了解的情况慢慢往下说。
姚文元拿着那本江青交给他的《北京文艺》，悄悄地回到报社。
在此之前，张春桥就给报社领导打了电话，说姚文元最近一段时间在市委有一定的“任务”，让他们不要安排他的工作，到底什么“任务”，报社领导是不便多问的。
姚文元看完剧本之后不觉感到了一定的压力，事情并不像他想像的那么简单，要批判这个剧本，光有手中的“棍子”根本不行，因为这不是一篇简单的文稿，这是一部异常浩大的工程，剧本中除了那些场景对白之外，还包容着大量的历史知识。
只有一张高中毕业文凭的姚文元，根本就没有系统地学习过明史，特别是关于海瑞的那一段历史，过去中学的历史教科书根本就没有涉及。
他这才觉得自己捧了一颗烫手的山芋，感到有些为难。
开始听江青说批吴晗，他心中还是有些发悚。那吴晗是他这样的人批得了的吗？作为北京市的副市长不说，就光是在对于明史的研究方面，当今中国又有几个人敢与吴晗相比，自己一个刚刚冒出来的“青年评论家”，如何是他的对手？
可是，善于观察政治风向的姚文元，从中却看到了更深的政治内容，这不光是对一部戏剧的批判，这当中必定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次接手批判《海瑞罢官》，那可不同于以往，这次可是江青同志让自己独自来担大梁呀！有江青做
后台，他这个腰杆是硬的，还能怕什么人。你一个北京市的副市长，在江青眼里算什么？
想起有江青撑腰，姚文元也有了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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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开始了自己的政治赌注，将“宝”押在江青交给他的这项“任务”上。
从一开始，姚文元就是怀着一定的政治目的来干这件事情的。
可是真要动笔时却遇到困难了，有谁能够给自己帮助呢？
他很自然地就想到了那个曾经也是文人的父亲。
此时，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姚蓬子在上海师范学院被聘为客座教师，主要是讲一些中国古典文学课。
当姚蓬子知道儿子要批《海瑞罢官》时，竟然有些不以为然，认为没有什么可以批判，那个写剧本的吴晗本来就是这方面的专家，还能写错。他知道自己儿子的肚子里有多少“货”，要想将吴晗批倒，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姚蓬子劝道：这件事我看就算了吧，这海瑞有什么批头，你知道那是谁写的吗？
姚文元回答说：这吴晗有什么可怕的，真理不在他的手中嘛！
姚蓬子连连说：你这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过去你批胡风，那是一只政治上的死老虎，可这吴晗却是一只真老虎，人家是北京市
副市长，中国明史方面的专家，弄不好要出事情的。
姚文元见父亲如此胆小，就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他。
姚蓬子一听顿时被惊呆了，站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来。
过一会儿，他才对儿子说：既然是这样，那你就干吧，我会尽力帮助你的。
姚蓬子开始忙碌起来了，他在学校的图书馆里忙着为姚文元查找各种需要的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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