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反复权衡，姚文元最后还是下决心与江青等人站在一起。这固然是因为他们思想体系是一样的，但也是因为姚文元的“押宝”：他认为华国锋软弱，成不了大气候，老干部们都老了，早晚要下台，只有与江青、张春桥搞在一起，自己今后才能够继续享受荣华富贵

　　人们都知道，“四人帮”的灭亡，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逆历史潮流而动，祸国殃民，篡党夺权。但很多人没有考虑到，“四人帮”的灭亡，也与他们内部各揣心事、各留一手有关。1976年姚文元对两封奇怪的信的处理，就说明了这一点。

　　两封奇怪的信

　　1976 年，是中国当代历史的“多事之秋”。这一年的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4月，在天安门广场上爆发了以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为主流的“四五运动”，然而运动被镇压。

　　1976 年4 月12 日，即在“四五运动”被镇压后的第7 天，《人民日报》编辑部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封上写着“《人民日报》总编辑收”，信封的背面写着“请戈培尔编辑收”。

　　当时，《人民日报》一位负责人拆开一看，信封里面装着的是1976 年4 月8 日出版的《人民日报》，这份报纸上登着《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寄信人在这份报纸的刊头“人民”二字上打了一个大黑叉，然后加上两个字“造谣”，还在这份报纸的空白处写下了如下批注：“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成了一小撮法西斯野心家阴谋家的传声筒！??明明是你们编造的诗词，拿来说是天安门广场的，谁人不知江家小朝廷？你们演的这场‘国会纵火案’实在不高明，一篇混淆视听的假报道就能骗得了人民群众吗？打倒野心家、阴谋家张、江、姚！！！”

　　拆信的负责人见此，连忙把信送给当时“四人帮”安插在《人民日报》的总负责人鲁瑛。鲁瑛看后，脸色大变，他深思了一会，告诉《人民日报》那位负责人严密封锁消息，不要告诉任何人。

　　接着，鲁瑛乘上轿车，急驰姚文元的住所。

　　姚文元读完这些文字，脸色青一阵，白一阵，但他还是装作从容的样子，把《人民日报》装入信封之中，然后问鲁瑛：这件事还有谁知道？鲁瑛答道：除了我和那个拆信的负责人之外，再没有人知道。

　　听鲁瑛这样一说，姚文元长出了一口气。他向鲁瑛交待：这件事，只限于我们三个人知道，谁也不准说出去。

　　1976 年7 月，毛泽东的病情加重，正在这时，姚文元又收到了一封奇怪的信。这封信是7月下旬新华社负责人谢力夫转给姚文元的。信出自新华社河南分社一名记者之手，没有拆开，信封上写着“姚文元同志亲启”。姚文元拆开信一看，眉头立刻皱了起来。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河南省委组织部一位负责同志1976 年初在北京养病期间，纪登奎的儿子去医院看望他时，说了一番别有意味的话。主要意思是说，毛主席现在病得很重，活不了几天了。现在政治局是新派和老派之争，只要毛主席一死，老派是要大干的，他们已经秘密串连，做了准备，到时候立即宣布张春桥为叛徒，实行全国军管，接下来就是血雨腥风。老派新派无论谁上台，都要流血。但比较起来还是老派上台好一些。纪登奎的儿子还对这位河南省委组织部负责人说：回去给省委打个招呼，对将来的事情要做好准备。

　　写信的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还要求姚文元看过这封信后，把信转给毛主席。姚文元思忖再三：现在毛主席已经病重，信不好转了，转了要加重毛主席的病情。这两封信都被姚文元锁在了自己家的抽屉里，既没有交给已经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也没有交给江青、张春桥、王洪文。

姚文元的“小算盘”

　　姚文元为什么不把这两封信交给其他三个人？

　　原来，姚文元感到“四人帮”在中央内部已经十分孤立。1980年他在接受中央专案组审讯时说：如果把这两封信交给江青、张春桥、王洪文，他们就会马上追究，追来追去，不一定追查得清楚，反而会使他在中央内部树敌过多。他还考虑到，毛主席逝世后，他们（指“四人帮”——笔者注）有垮台的可能性，如果把信只交给他们，就是把自己完全捆在了“四人帮”的战车上。如果不交给他们，静观事态变化，一旦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垮台了，他就把这两封信一并交给华国锋。这是拥护华国锋领导的一种表示，华国锋就会认为姚文元与其他三人不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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