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 年9 月9 日毛泽东逝世。不久，姚文元就布置手下的人写了“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笔者注）社论，并且亲自写好了社论的提纲，口授了大体内容。

　　姚文元是否考虑过毛泽东逝世后，他要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等人断绝帮派联系呢？显然是考虑过的。在1976 年9 月13 日的日记中，他写到了自己的矛盾心情。那时，人们已经开始“疏远”和“不满”江青了。姚文元还记载：不知为什么，13 日上午，华国锋、王洪文、他本人一同会见前来吊唁毛主席的外宾时，江青却没有参加会见。“后来江青提出政治局开会，在会上，因为遗体问题和华国锋吵了起来。她的言词很激烈，大家都不满意，这样下去很危险。”

　　但是，姚文元经过反复权衡，最后还是下决心与江青等人站在一起。这固然是因为他们思想体系是一样的，但也是因为姚文元的“押宝”：他认为华国锋软弱，成不了大气候，老干部们都老了，早晚要下台，只有与江青、张春桥搞在一起，自己今后才能够继续享受荣华富贵；他还想到，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没有人能把她怎么样，今后她还会在中央占有很大势力；还有一点，姚文元是张春桥赏识并一手提拔上来的，姚文元相信，继续听张春桥的，没有错。

　　他还在日记中还写道：“我要振作起来，要充满信心，为了孩子，也要勇敢地投入战斗。”“记住马克思的一句名言：我喜欢的生活是战斗！”

　　9月15 日，姚文元决定，把他篡改的毛主席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加进社论稿中。9 月16 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以《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为题，发表了这篇社论。姚文元认为，这样最保险，可进可退，如果“四人帮”成功了，他姚文元可以算是立了大功的人；如果“四人帮”失败了，他姚文元只是抓一抓中央定的宣传方针，算是跟人跟错了。1980 年底，中央专案组在审讯姚文元时，曾经问他，为什么要捏造毛主席临终嘱咐？姚文元如此回答：“毛主席逝世前后的一些情况，使我感到用了这句话可以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保持稳定，就是说解决‘四人帮’问题可以不会马上发生。”
　围绕两句话展开的斗争

　　姚文元宣传“按既定方针办”的举动，先是引起了叶剑英的警觉。当“两报一刊”社论发表后，叶剑英在“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的下面用红铅笔画了一条杠，在旁边打了一个大问号，交给华国锋，目的是提醒华国锋注意。但华国锋却没有注意到叶剑英的提醒。

　　9月17 日，上海《解放日报》以大标题的形式宣传“按既定方针办”时，叶剑英拿着这张报纸找到华国锋，当面对华国锋讲：“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与你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的“照过去方针办”不一样，他们说“按既定方针办”是毛主席临终嘱咐，是别有用心，因为毛主席写“照过去方针办”六个字时，还是1976 年4 月30 日，距毛主席去世还有4 个多月，毛主席那时还能会见外宾，怎么能说是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呢？

　　叶剑英这一席话，引起了华国锋的警觉。1976 年9月30 日晚上在天安门城楼座谈会上，华国锋根本不提“按既定方针办”。接着，华国锋于10 月2 日在乔冠华送来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稿》中，把“按既定方针办”的字样统统删掉，并且专门写了一段批语：“此件我已阅过，主要观点是准确的，只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建议将此事在政治局作一说明。”

　　华国锋这一批示传下来后，叶剑英立即在自己的名下画圈，批示“同意”。奇怪的是：王洪文也在自己名下画圈，跟着叶剑英批示“同意”。王洪文是不是也有与姚文元同样的想法，想要留一手呢，抑或他糊里糊涂，不知道这里面的利害关系？因王洪文已死，这一点只能作为历史悬案了。看到华国锋的批示后，张春桥在写了“同意”二字之后，又写了一个批注：“国锋同志的批注，建议不传达，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张春桥这一手确实厉害，华国锋的批示不下达，就等于被封杀了，这样，全党全国人民并不知道真相，“四人帮”就可以继续大肆宣传“按既定方针办”了。姚文元看到华国锋的批示后，心中明白，华国锋这个批示是针对“四人帮”的，特别是针对“四人帮”中的他。他感到，华国锋已经站到了老干部一边。他由此想到了自己将面临的政治抉择：是就此罢手，还是继续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搞“四人帮”？他选择了后者。

　　于是，姚文元根本不理睬华国锋的批示，照样宣传“按既定方针办”。但是，他没有想到，他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正是在“按既定方针办”问题上，华国锋更加认清了“四人帮”的本质。1976 年10 月6 日，“四人帮”被粉碎。（摘自《文史博览》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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