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金/文
姚文元之死，是不是再一次提醒我们，认真及时地做好全面总结“文化大革命”这件事呢？
[网络版专稿]姚文元患糖尿病亡于2005年12月23日。戴着“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
犯”的帽子去见“阎罗”，他是“四人帮”中最后的一个。早于他病亡的是张春桥，两人相隔八个月零二天。
同张春桥病亡后三周才公布消息不同的是，姚文元是在病亡后两周便宣布了消息，恰好是“四人帮”上台为“文革”呼风唤雨、制造动乱的40周年；也是他们垮台，身陷囹圄，结束“文革”的30周年。这不能不引人一番感慨！
感慨之一，以法治国，社会进步，政治清明，大罪犯也可安享人道；而以人治国，阶级斗争为纲，社会倒退，政治混乱，大功臣惨遭迫害，死难瞑目。
结束“文革”，进入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新时期，中国加强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贯彻以法治国方针。尽管“四人帮”在“文革”中犯下滔天罪行，但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仍以法律为准绳，事实为依据，进行公开审判，按其罪行分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和有期徒刑。
他们在服刑期间，都得到人道主义待遇。张春桥的死刑缓行被减刑，得病后保外就医，享年88岁而撒手人寰。而姚文元被判20年有期徒刑，1996年刑满释放，被剥夺五年政治权利后，恢复了公民权利，患病后获得较好照顾和治疗，享年74岁。张姚两人都活到古稀之年，弥留之际都有亲人在旁抚慰，病亡后又都在全国媒体发布新闻。这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社会进步、政治清明的生动体现。
与此相对照的是，同样罹患糖尿病逝世的刘少奇，就没有这样幸运了。他身为国家主席、开国元勋，对革命对人民建功至伟。然而一夜之间被打成“中国赫鲁晓夫”、全国头号走资派，惨遭人身攻击、武斗批判。
他曾拿着共和国宪法申辩，但在那无法无天年代，堂堂国家大法弃之如蔽屣，又焉能救得了他的性命！他身患糖尿病后，得不到及时治疗，无人照顾，四周冷冰，独自一人苟延残喘。即使如此，也不得安生，于1969年冒严寒被逼赤裸身体裹一单被转移开封关押。27天后含恨辞世，化名“刘卫黄”，背着亲属子女，谎称“烈性传染病患者”，推到火葬场半夜悄然火化。
有一材料记述刘少奇主席当时情况说：“刘少奇赤裸的身体难以抵御飞行途中的严寒，到了开封感染了急性肺炎，没有人关心他的病。到开封后被当作一截木头似的推进了监狱。”“在监狱地下室，他已停止了呼吸。遗体上裹床白床单，蓬乱的白发有一尺多长，嘴和鼻子都变形了，下颔一片淤血”……
36年前的刘少奇之死，与36年后的姚文元之死，一为国家主席，一为“文革”主犯，一含奇冤惨不忍睹而逝，一获自由正常患病而亡，两相强烈对照，今天善良的人们难道不深深受到“人治”之罪恶与“法治”之人道的强烈震撼吗？
感慨之二，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的30周年，恰好是毛泽东主席逝世30周年。这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逻辑之必然。当然，毛主席的功绩还是第一位的，我们不会忘记他创建共和国的彪炳功勋。然而，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他老人家晚年发动“文革”的沉痛教训。这也不是他的个人问题，而是深刻反映了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体制问题。
正如邓小平同志说过一段深刻的话：“‘文革’这样的事在英、法、美这些西方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