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个人崇拜、惟命是从的思想作风，高度集中、个人专断的权力运作，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领导制度，等等，都是酿成“文革”十年浩劫的深层体制因素。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同志在回答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提出的“如何避免类似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问题时，立即毫不犹豫地明确回答：“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
2006年，是结束“文革”30周年。对“文革”进行全民族的整体反思，总结经验，以实践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的重要精神，是其时矣！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鉴于不少中央委员对决议中关于“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总结不甚满意，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文革”刚结束不久，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全面总结，条件还不够。也许二十年后，三十年后再来总结，可能比较符合实际。
现在，“文革”结束已经30周年了，我们已有条件从党和国家制度层面上来冷静地作全面的深刻的历史反思和总结了。总结目的，在于推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这对于切实落实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论，是及时和必要的；对于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也具有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姚文元之死，是不是再一次提醒我们，认真及时地做好全面总结“文化大革命”这件事呢？
作者为前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