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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风的问题被
升级为“反党集团”的同时,潘汉年因受“高饶反党联盟”问题的牵连而被中央定为
“饶（漱石）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之一。而胡风和潘汉年,当
年都与姚蓬子有着密切的关系。
胡风的问题被中央定为“反党”问题后,中央就已经注意到了姚蓬子。1955年4
月4日,潘汉年被中央正式批准逮捕后,中央给潘汉年定的是“包庇特务、叛徒”的罪
名,这也使经潘汉年介绍入党后又叛变的姚蓬子的问题突出出来。在中宣部和中共上
海市委的过问下,1955年5月,也就是姚文元批胡风正起劲之时,上海市公安局审查了
姚蓬子的问题。5月底,姚蓬子以“胡风分子”和“潘汉年反革命集团分子”的双重
身份,被公安部六局逮捕,押往北京审查。
紧接着而来的,是上海市卢湾区委审干办公室对姚文元的审查。6月,区委审干办
公室找姚文元谈话了。姚文元被列为卢湾区委的重点审查对象。姚文元从得意的“
云端”一下子跌落下来,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但他并未完全灰心,一直在想着摆脱
逆境的办法。想来想去,除了与父母亲断绝来往,以此表明自己和家庭划清了界限之
外,别无他法。于是,姚文元干脆住在单位不回家了。
1955年11月,姚蓬子的问题在审来审去后,除了“叛党”这个旧账之外,没有审出
建国后与“胡风反党集团”有联系的问题,也没有审出与“潘汉年反革命集团”有联
系的问题。姚蓬子被送回了上海,姚文元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他此时开始回
家了,也不再与父亲划清界限了。他又开始继续写批判胡风的文章了。当年12月20日
,中共上海卢湾区委审干办公室给姚文元写了一个不痛不痒的审查报告。这份报告虽
然对姚文元很不利,但并没有写下什么实质性的问题。在姚蓬子被结束审查送回上海
后,对姚文元的审查自然也就草草结束了。姚文元又可以振作精神努力往上爬了。
1957年,姚文元的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并且,毛泽东在1957年两次提到姚文
元、称赞姚文元。原来,1957年2月6日《文汇报》上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教条和原
则——— 与姚雪垠先生讨论》。此前,毛泽东已读过姚雪垠的文章,还称赞说“姚
雪垠很会写文章”。后来,毛泽东的秘书们便经常把新发表的姚雪垠的文章送给他看
。这时,《文汇报》上突然冒出了一篇与姚雪垠“讨论”的文章,自然引起了毛泽东
的注意。毛泽东便问身边工作人员：姚文元是谁？经工作人员了解并把姚文元的简
况报告给毛泽东后,毛泽东对姚文元有了一些印象。1957年2月16日,毛泽东在一次谈
话中谈到了青年文艺评论家姚文元。他说：“最近姚蓬子的儿子姚文元写了一篇文
章,我看是不错的。过去我们提倡一家独鸣,那是历史条件决定的,不如此不能打倒国
民党20
年一家独鸣的理论。”毛泽东表扬姚文元的话,使姚文元受到了中共上海市委的
器重。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第一书记柯庆施亲自找姚文元谈话了。姚文元也被确定
为中共中央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海文化界代表团的成员之一,于1957年3月10日在北
京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更使姚文元高兴的是,毛泽东在3月10日接见上海文化界代
表团时,当着众多上海文化界名流的面,再一次提到了他,表扬了他。毛泽东说：“不
要怕片面性,片面性总是难免的嘛！我看,任何人都难免有片面性,青年人也有,李希
凡有片面性,王蒙也有片面性。在青年作家中,我看姚文元的片面性比较少。”此次
,毛泽东不仅当着上海市文化界名流的面提到姚文元、表扬姚文元,而且把姚文元摆
到当时在全国已经很有名气的作家和文艺理论家王蒙、李希凡之上,这使姚文元心花
怒放。此后,姚文元更加注意研究政治动向了。他写的文章,也更与上边的领导人所
需要的切近了。1957年,他所写的批判“右派”的文章,发表得比较早也比较多。19
65年,他更是在江青和张春桥的安排下,在与江青、张春桥等人共同密谋后,执笔写出
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这篇文章,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说的,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上一页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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