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的彻底的无产阶级战士。
　　三、勇于承担责任
　　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对自己在中国革命历程中的贡献和功绩，几乎很少提及。当着无法回避、

不得不写的时候，他也只是说：“一切好事都不是由于他的功劳——实在是由于当时几位负责同志的实际

工作”，是“在全党同志的督促、实际斗争的反映，以及国际的领导之下，逐渐有相当的进步。”
　　对于自己所犯的“左”倾盲动错误，他异常痛心，以致在《多余的话》中，反复地诚恳地进行了自我

批评。他说：“当我不得不担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的时候，正是中国革命进行了最巨大的转折和震荡

的时代，这就是武汉时代结束之后。分析新的形势，确定新的政策，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阶级斗争最复

杂最剧烈的路线汇合分化转变的时期，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中国一般的革命形势，从1927年3

月底英、美、日帝国主义者炮轰南京威胁国民党反共以后，就开始低落；……必须另起炉灶。而我——这

时期当然我应负主要责任——在1928年初，广州暴动失败之后，仍旧认为革命形势一般的存在，而且继续

高涨，这就是盲动主义的路线了。”“因为当时整个路线错误，所以不管主观上怎样了解盲动主义现象的

不好，费力于枝枝节节的纠正，客观上却在领导着盲动主义的发展。”这是一个共产党人对待自己所犯错

误的正确态度。对于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他也从自己方面加以总结，得出有益的教训。他说：“

假定六大之后，留在中国直接领导的不是立三而是我，那末，在实际上我也会走到这样的错误路线，不过

不致于象立三这样鲁莽，也可以说，不会有立三那样的勇气。我当然间接的负着立三路线的责任。”瞿秋

白的自我批评态度是老老实实，光明磊落的，是值得人们景仰，并且经受得住历史的严峻考验的。同那种

标榜一贯正确，文过饰非，诿过于人，归功于己的人相比，何若霄壤之别！
　　四、关怀党和革命事业，热爱战友和同志
　　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对党和革命事业，以及对同志和战友充满了阶级感情。他说：“永别了，

亲爱的同志们——这是我最后叫你们‘同志’的一次。”“你们在斗争中勇猛精进着，我可以羡慕你们，

祝贺你们，但是我已经不能够跟随你们了。”他还说：“永别了美丽的世界！”“这个世界对于我仍然是

非常美丽。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比以前更光明了。”他热爱妻子、女儿，更热爱天

下劳苦大众；他眷恋青山，秀水，花朵，果实，工厂，烟囱，月亮——美丽的世界的一切，他都深爱！唯

其爱同志爱得这样深沉，才能恨敌人恨得那样强烈，才能面对死亡，镇定从容。
　　瞿秋白对于三十年代初，在上海同鲁迅一起从事文化斗争所做的重要贡献，无论在“口供”“笔供”

，还是在《多余的话》中，都一字不提，只是说他离开中央政治局以后“告了长假休养医病”，“大病，

时发时止，耗费了三年时间”，他被俘后写给鲁迅和周建人的信是化名、暗语，采取了周密的安全措施；

他对国民党的记者谈话，说鲁迅“只能算为同路人”，有意为鲁迅开脱。苦心孤诣，成功地保护了鲁迅，

保护了上海地下党的组织和同志。按照某些批判家的一厢情愿，瞿秋白如果要向国民党当局邀功请赏，换

取活命，他是可以把鲁迅和白区的同志、朋友们轻而易举地送进监狱的。仅这一点，就可以证明：瞿秋白

热爱党，热爱同志，热爱战友；他的高风亮节，足以传之千古。
　　五、正确的文艺观点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也谈到文艺方面的问题。他反对“雾里看花”“隔着一层膜”，主张考察“

实际生活”。他说：“我学着比较精细的考察人物，领会一切‘现象’。我近年来重新来读一些中国和西

欧的文学名著，觉得有些新的印象。你从这些著作中间，可以相当亲切的了解人生和社会，了解各种不同

的个性，而不是笼统的‘好人’，‘坏人’，或是‘官僚’，‘平民’，‘工人’，‘富农’等等。摆在

你面前的是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虽则这些人都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一定的阶级之中。我想，这也许是从

‘文人’进到真正了解文艺的初步了。”
　　人，对于作家不是一个抽象空洞的概念。文学艺术作品要塑造“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而不是用种

种现成模式去铸造类似机器零件那样简单化、公式化的人物。这个在多年来被弄得混乱不堪的重大文艺理

论问题，早在四十多年前，就被瞿秋白明白透彻的阐述清楚了。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所表现的思想光辉，还不仅在于《多余的话》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真知灼

见。他的了不起的地方，或者说常常使得一些人目瞪口呆，予以百般指责的地方正是他写《多余的话》这

个出乎常规、惊世骇俗的行动本身。据说，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是不能有弱点、缺点和错误的，有了而又在

敌人面前进行自我解剖，揭穿自己的“假面具”，就给共产党抹了黑，丢了丑。
　　无产阶级政党要求自己的成员包括其领袖人物应该达到的品德、风格和行动的标准，无疑是根据无产

阶级固有的优点和特点规定的。但是，共产党人及其领袖人物在达到这个标准之前，必然有一个形成、发

展和完善的过程。一般地说，由于社会、阶级、自我改造等等客观和主观因素的限制，即使是在伟大的无

产阶级先锋战士身上，也难免不存在“异己的”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至于人类所共有的七情六欲，在他

们身上表现出来的，与平常人相比，也差不了多少。共产党人的力量，不在于掩饰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

误，为自己塑造高大完美的形象。相反，他的力量恰恰在于能够勇于解剖自己，扬弃自己的弱点、缺点和

错误；而为了彻底扬弃，首先必须作到严格解剖。解剖自己，说起来不难，做起来其实很不容易，决没有

那些不预备作自我解剖的人所指责、所鄙视的那么轻而易举。象《多余的话》这样彻底、严格的自我解剖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的领袖人物中，不敢说是凤毛麟角，但确实也不算很多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多余的话》闪烁着不寻常的光辉，人们是可以从中汲取有益的启示的。
　　能不能在敌人牢狱中进行自我解剖呢？我们不是也不必一般地提倡共产党人在敌人牢狱中直到临终之

际才作这样的自我解剖。应该具体地分析瞿秋白何以在此时此刻进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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