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台、何自立等就是在决定的几条路线去活动去了，至何人任何路线，我却不明了。”这一条“兵分三路

”的材料，曾经被某些人作为瞿秋白“出卖我军秘密”的“罪证”，大肆宣扬。事实并非如此。根据项英

生前在《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中回忆，当时根据中央2月来电指示，苏区留守部队兵分九路，进行游

击活动。项英、陈毅同志，不久就到达江西广东两省交界的油山地区，根本不在“兵分三路”中的任何方

向。事实恰恰证明：瞿秋白虚构“兵分三路”，目的是为了迷惑敌人，掩护我军的安全转移。至于口供中

提到项英、陈毅的名字，则是敌人早已知道的，不是什么秘密。
　　5月13日，瞿秋白被叛徒出卖后在长汀狱中写了一篇长长的“供词”。他用很大的篇幅全面、热情地

宣传和颂扬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在政治、经济、文教等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驳斥了国民党对苏区的攻击

和诬蔑。与其说这是一篇“供词”，不如说是瞿秋白对苏区充满激情的深切怀念之辞。下面让我们引述几

段文字：
　　初进苏区的感想，首先就是各乡各区……的政权的确握在另外一种阶级手里，同苏区以外是相反的。

那些“下等人”，无论他们因为文化程度的低而做出些愚蠢或者多余的事，可是，他们是在学习着、进步

着，在斗争中纠正着自己的错误。他们中间产生了不少干部，……。
　　例如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尧（现在已经在战争中死了），他是一个长工，二十多岁还是一个字

不识的，然而三年的苏维埃革命中，他努力学习，甚至晚上不睡觉——在一九三四年三月间我见着他的时

候，他已经能够看得懂《红色中华》报，已经能够指导一个省政府的工作。
　　经济建设方面，除兵工厂、印刷厂、造币厂等一些国有企业外，农业方面在后方也有可惊的成绩。例

如去年的春耕运动教会了几万妇女犁田。苏区去年没有灾象是事实，虽然红军扩大了好些，就是在家耕田

的壮丁少了好些，而米粮能够吃到今年秋季。……至于民众同苏维埃政府的关系方面，只看一九三四年五

月扩大红军，九月又扩大，计划都完成了；六月和八月的收集粮食（有借农民的谷子，有农民自己节省来

捐助的谷子，有按时交纳土地税的谷子）也完成了。苏区的生活，在一九三四年二月到八九月，还是相当

安定和充足的，不过盐贵些，布缺乏些，这是国民党封锁的关系。我见着一般农民当时的饭菜，问他们比

革命以前怎样，他们都说好些，因为分了田。到后来，国民党的军队很多很多的围紧起来，占领了一切城

市和圩场，乡村中的生活就一天的苦起来，因为有油的地方运不出，没油的地方买不到，……
　　等等。生活一般的说，足很苦的，并没有在苏维埃革命之后立刻创造“地上的天堂”。这区域原来就

是很贫瘠的，何况要应付这样严重的战争和封锁，这的确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残酷的战争呵！
　　可以看得很清楚：瞿秋白一面热情地讴歌了苏区欣欣向荣的景象和人民群众的新生活，一面严厉地谴

责了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反革命“军事围剿”。
　　苏区发生过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曾经为敌人利用进行反共反苏区的宣传。对此，他在“供词”里给予

了有力地批驳。
　　他写道：
　　自然，革命和战争难免杀人，这种肃反的工作做得“过火”，或是错误，就会引起一种民众的恐惧和

反感。可是，在我到苏区的这一年中，早已没有这种现象。……正是共产党中央迅速纠正了他们，……在

中央的决定之中，决没有以残杀为原则，“越杀多越革命”、“七八十岁的老头子，几岁的小孩子都要杀

”的事情。据我所知道的，就是“消灭地主阶级”的口号，也绝对不是杀尽地主的意思。……我在苏区没

有亲眼见着“杀得满地是尸首”的现象，也许我的“见闻不太广”。
　　对于王明路线的实质及其危害，瞿秋白身受其苦，是十分了解的。但是，为了在敌人面前维护全党的

团结统一和党中央的领导权威，他对中央的路线说了好话。他写道：
　　到了苏区，使我更加感觉现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全党，同以前我和其他几个同志（如李立三）领导

的时候比较起来，大不同了，工人干部也多了，工作方式也是新的了，政治分析等等的能力也强多了。
　　总之，在政策方面，我虽然不在党的中央政治局，不担负着政治上的最高领导责任，可是，以我在苏

区一年的感觉而论，觉得党中央的政策和路线没有什么错误。
　　瞿秋白在这篇“供词”的最后，写了这样一段文字：
　　最后我只要说：我所写的都是我心上真实的感觉。我所见，所闻，所作，所想的。至于我所没有见过

的，没有觉到的，或者违背事实，捕风捉影的话，我是不写的。
　　我不会随声附合骂几句“共匪”，更不会装腔作势扮成共产党的烈士——因为反正一样是个死，何苦

自欺欺人呢？！
　　瞿秋白这一篇“供词”，虽然也流露了某些消沉情绪，但它确实打中了国民党的痛处。国民党的一个

反动文人赵庸夫当时曾经著文评论这篇“供词”，说是“文长四千余字，首段叙在沪之生活状况，中段述

刚到匪区之感想，末为匪区政治的设施，及其对伪政府之鼓吹，因而不便发表。”①这一段文字确能说明

国民党当局是深知“供词”中瞿秋白“对伪政府之鼓吹”的份量的。
　　--------
　　①赵庸夫：《关于瞿秋白之种种》。《逸经》，民国二十六年七月，第三十四期。

《多余的话》

　　从5月17日到22日，六天之间，瞿秋白写了一篇《多余的话》①。这篇自传性的文章近两万字，分为

“何必说？（代序）”、“历史的误会”、“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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