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观和人生观的武器。即使是前进的战士，也要努力取得文艺这个武器。“谁要劝告新兴阶级不要去拿

这种武器，他自然客观上是抱着‘某种政治目的’的，——虽然他自己都觉得‘并没有丝毫政治臭味’。

”②阶级社会中的文艺，反映着一定阶级的利益和观点。“文艺——广泛的说起来——都是煽动和宣传，

有意的无意的都是宣传。”③瞿秋白反驳胡秋原关于文艺不是“政治的留声机”、文艺阶级性应予否定的

论调，而说“文艺也永远是，到处是政治的‘留声机’。”④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反驳方法，有

点失之简单。但他本意在于强调，阶级社会中，阶级性是作家和文艺作品的固有属性。他仍然主张文艺是

生活的反映；作家和作品的阶级性，并不意味着政治是文艺的本原，文艺应从属于政治。瞿秋白强调了艺

术的重要性，批评了那种毫无文艺价值的作品，他说：“文艺只是煽动之中的一种，而并不是一切煽动都

是文艺”，“并不是个个煽动家都是文学家”。“真正能够运用艺术的力量，那只是加强煽动的力量；同

时，真正为着群众服务的作家，他在煽动工作之中更加能够锻炼出自己的艺术的力量。”⑤苏汶关于煽动

与艺术不能并存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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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②③④⑤《现代》第1卷第6期，1932年10月1日。

　　苏汶把文学比做“卖淫妇”，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想占有她”。而最吃苦的是“第三种人”的

“作者之群”，于是他感叹不已：“在人人都不肯让步的今日，诚哉，难乎其为作家”。对于这种谩骂式

的比附，瞿秋白尖锐地指出：“事实上文学并不是卖淫妇，文学是附属于某一个阶级的，许多阶级各有各

的文学，根本用不着你抢我夺。只是这些文学之间发展着剧烈的斗争；新兴的阶级，从前没有文学的，现

在正在创造着自己的文学；而旧有的阶级，从前就有文学的，现在是在包围剿灭新兴阶级的文学。剿灭不

了呢？用一点儿别致的巧妙的手段，或者毒死它，或者闷死它，或者饿死它……而新兴阶级的文艺运动却

并不在‘霸占’或者‘把持’什么，它只要指出一些文学的真面目——阶级性。”①至于作家，也必然具

有阶级性。瞿秋白说：“作者呢，本来就不是什么‘第三种人’。作者——文学家也不必当什么陪嫁的丫

环，跟着文学去出嫁给什么阶级。每一个文学家，不论他们有意的，无意的，不论他是在动笔，或者是沉

默着，他始终是某一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代表。在这天罗地网的阶级社会里，你逃不到什么地方去，也就做

不成什么‘第三种人’。”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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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现代》第1卷第6期，1932年10月1日。
　　②《现代》第1卷第6期。

　　“自由人”与“第三种人”并非铁板一块。经过瞿秋白、鲁迅等的批判，他们中间很快地发生了分化

。一些人更加露骨的反动，如胡秋原投靠蒋介石，当上立法委员，成为法西斯文化掮客。一些人，如诗人

戴望舒则走上了进步的道路。
　　资产阶级“新月派”文学和胡适，这时仍然散布反动的政治理论和文艺理论。1931年5、6月间，瞿秋

白就写了《学阀万岁》、《鬼门关以外的战争》等文，指出“新月派”的文学，是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

绅商文学。随后，瞿秋白又写了《非政治主义》、《猫样的温文》等文，反驳他们的谬论。
　　“新月派”与“民族主义文学”之间有过争论，他们认为“民族主义文学”打着“祖国”“民族”招

牌，未免蠢笨，不如他们自己打起“为艺术而艺术”的旗号，更为巧妙、更加隐蔽。瞿秋白指出，“诱惑

群众使他们不问政治——这常常是统治阶级的一种手段。”①对于“新月派”创办的《声色》杂志所发表

徐志摩的《一个诗人》，瞿秋白指出这不过是“清客”对其主子“吃租阶级”奉献的“歌声”和“色情”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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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1卷，第39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②《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1卷，第271—27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这时，胡适宣扬“人权”，“王道”，鼓吹实验主义。瞿秋白先后写成《鹦哥儿》、《王道诗话》、

《出卖灵魂的秘诀》、《人才易得》等文，揭露胡适的为国民党反动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出谋献策

，甘当走狗的真面目。1933年春，日本加紧对华侵略，平津危急，中国人民和爱国官兵掀起长城抗战。这

时，曾经玩过“人权”，玩过“五鬼闹中华”把戏的胡适，“又发明了第六个鬼——叫做‘仇恨’。这个

鬼不但闹中华，而且祸及友邦，闹到东京去了。因此，胡博士对症发药——预备向日本帝国主义上条陈。

”①按照实验主义的哲学，胡适的条陈是：“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

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④这是背叛祖国，出卖灵魂的无耻行径。瞿秋白说：“胡适博士不

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从中国小百姓方面来说，这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⑤胡适到湖南

长沙演讲，湖南省长何键一次便送给胡适五千元程仪。《字林西报》登载胡适的言论是：“任何一个政府

都应当有保护自己而镇压那些危害自己的运动的权利，固然，政治犯也和其他罪犯一样，应当得着法律的

保障和合法的审判……”②这就是“中国的帮忙文人”胡适的“王道仁政”论。瞿秋白写了《王道诗话》

，对于已经堕落为头号文化买办，积极向当局条陈献计的胡适，给予了严峻的批评和无情的鞭挞。瞿秋白

援引了胡适的上述言论，一针见血地说：“这就清楚得多了！这不是在说‘政府权’了吗？自然，博士的

头脑并不简单，他不至于只说‘一只手拿着宝剑，一只手拿着经典’！如什么主义之类。他是说，还应当

拿着法律。”③胡适毕竟是博士，他和两千多年前的孟夫子一样，嘴里吃着猪肉，心里还保持着不忍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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