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的。“家庭制度的根本，就是婚姻。中国旧式的买卖婚姻，现在还是盛行，所改换的不过一点形式。

社会习惯的压力，非常之大，然而既谓之压力，必定是不自然的，于是一遇着罅隙，就要横决。这时候就

很容易发生许多不正当婚姻。”②应该用新式的婚姻代替旧式的婚姻，新式婚姻必须以男女双方间的精神

上的和谐即相爱相知为基础。瞿秋白十分赞赏托尔斯泰曾经引述的马志尼的如下的话：“男子和女子——

琴上的两个音符，没有这两个音符，人类的心灵，好象琴上的弦，永不会正确，也不会和谐。男女真正的

、坚定的结合——只在于精神上的关系。［只有］性别上的关系而没有精神上的关系——那是夫妇双方痛

苦的起因。”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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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小小一个问题——妇女解放的问题》。《新社会》第7号，1920年1月1日。
　　②《中国知识阶级的家庭》。《新社会》第2号，1919年11月11日。
　　③《托尔斯泰的妇女观》（1920年2月12日）。苏州《妇女评论》第2卷第2期，1920年10月1日。

　　在阶级社会里，在私有制经济基础上，人欲横流，道德败坏，到处是卑污、无耻、堕落和罪恶。对于

这样的社会现实，是不能无动于衷的。瞿秋白在探索社会人生的道德问题上，这时找到了似乎使自己满意

的答案。这是他以往对于思想文化、伦理道德等问题的探索的继续。但是，他不再是孤立地追求心灵的了

悟，而力求将这些问题作为社会总体的一部分来加以剖析。他认为，社会之“所谓功德，所谓罪恶，都是

以时以地而不同的；时代不同，所谓功德罪恶也不同，地域不同，所谓功德罪恶也不同。”①但是，功德

罪恶应有其“共同永久的固定标准”，这“就是‘爱’——伟大的绝对的爱”②。基于这种“绝对的爱”

的道德标准，瞿秋白尖锐地指出了社会现实的罪恶：“个人的行为，有害于社会，而不爱社会的，象军人

，政客，英雄，圣贤，匪人的行为，能扩大而渐变成一种社会共同习惯的，固然是罪恶。社会的影响（社

会的组织，社会的制度）有害于个人，而不爱个人的，象某种社会制度，能造成国际间阴谋的政客，专横

的武士，强暴的资本家，贪污的官吏，淫荡的嫖客和妓女，怠惰的游民，虚伪的人，欺诈的人，因而发生

国际间的侵略，民族间的嫉妒，阶级间的恐怖，友谊间的猜忌，以及一切精神上肉体上的痛苦，种种恶劣

的影响，也未始不是罪恶。”③瞿秋白的道德标准，究竟是什么性质呢？质而言之，它具有唯心和唯物的

两重性。瞿秋白所说的“绝对的爱”的道德标准，具有超历史的、超阶级的、永恒的色彩，因而可以说它

不是唯物主义，而是唯心主义的。但是，道德确有客观标准，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在历史上人们的行为

凡是有利于社会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就是合乎道德的，反之就是不道德的。这是唯物主义的道德观。在这里

，瞿秋白论证的重点不是抽象的“爱”。当他根据这个标准将“圣贤”和“匪人”并列为社会的蠹虫时，

就揭穿了传统的“圣贤之道”的虚伪，特别是他将旧世界的种种罪恶——武人的专横、官吏的贪污、资本

家的横暴——作为整体的现象加以考察，并把他们的罪恶行为形成的原因归结为社会制度时，就由批判意

识形态范畴的道德观念延伸为对整个旧世界的宣战了。这就使他的道德观具有了某些辩证唯物主义的因素

。当然，瞿秋白的这种二元因素的道德观是可变的：后退，可以堕入唯心主义的泥淖；前进，则将迈入马

克思主义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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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②③《社会与罪恶》。《新社会》第13号，1920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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