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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与“焚书坑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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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秦始皇的功过评价，一直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局面。本人认为，对于秦始皇的功过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哲学的观点来客观地、公正地评价。
秦始皇不管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在中国历代君王之中，堪称暴君之冠，留万世骂名。又因雄吞六国，统一中华，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修筑长城抵御匈奴，开挖灵渠统一南越而被称“千古一帝”，流芳万世。
不管如何，在秦始皇晚年，因为他的“自骄、自智、轻物”，将秦国推向了灭亡的边缘，正像《吕氏春秋。骄恣篇》在总结亡国经验是所说“亡国之主必自骄，必自智，必轻物。自骄则简士，自智则专断，轻物则无备。无备召祸，专断位危，简士雍塞。”秦始皇就是这样一个“自骄、自智、轻物”的君主。
本人对秦始皇评价，有读史写打油《秦始皇》一篇，自以为是公正的。
本文仅就秦始皇与焚书坑儒做一论述，供大家在评论秦始皇功过参考。
公元前213年，年事已高的秦始皇置酒咸阳宫，与臣子聚会。席间仆射周青臣颂扬秦始皇统一天下、设郡县、车同轨、书同文的功绩，“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秦始皇听了喜形于色，春意盎然。正在陶醉于歌功颂德之际，没有想到博士淳于越迎头泼了一瓢冷水，惊告：“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又说周青臣“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也”。淳于越的这一番言语，倒了秦始皇的胃口，秦始皇只好让群臣讨论淳于越的意见。随之，李斯发表了著名的“焚书”议。“焚书”议实际上是把韩非依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构想变成了具体的细则。其实秦始皇对韩非此论早就心向往之，此言一出，正中秦始皇下怀，所以李斯的“焚书”议当即得到秦始皇的准许，并付诸施行。
李斯的“焚书”议，提倡“师今”，反对“师古”这是对的。但焚书的内容，是除医卜、种树之书外，把非《秦记》的史书和诗书百家统统烧掉，确实是做过了头。有些观点认为焚书是为了统一，这种把百家争鸣和统一看成是格格不入的观点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法家是主张统一的，儒家如孟轲、荀卿等又何尝不是主张统一呢？
焚书之时已是秦始皇三十四年，当时的社会已危机四伏，在这样的时刻，从秦朝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也应让臣子各抒己见，广开言论，寻找对策。就像当年未统一中国之前的秦王政，博采众议，从谏如流，落落大方，对形势保持清醒头脑。
可是到了晚年的秦始皇，在臣子的吹捧和一片神话的声浪中，越来越觉得自己神圣不可侵犯，当年允许臣子抗礼的风度，深听异见的作风荡然无存，再也听不进不同意见，更容不得半点批评。
当然，秦始皇“焚书坑儒”，也是有其思想根源的。年轻的君主秦王政在完成一统天下后，思贤若渴。他在读了韩非的《五蠹》、《孤愤》等文章后曾心潮澎湃。因为韩非文章有雄伟峭拔的气势，周详透辟的分析，直截了当，坦率露骨。尤其是对“以文乱法”的儒家和“以武犯禁”游侠的批判，更是引起终生崇尚法制的青年君主秦王政的强烈共鸣，秦王政曾不由自主地发出：“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这样千古未有的感叹。可以说，秦王政是韩非的真正知音，《五蠹》篇直接促成了秦王政的反儒意识，“焚书坑儒”是这一思想的直接结果。
秦始皇是终生信奉法家的，他的主要思想是受韩非法家理论的影响。韩非认为：“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今人主处制人之势”，须“重赏严诛”。韩非的思想是十分极端的。除了国法，除了对君主有用的东西，什么都要排斥。《五蠹》一文中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言谈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已成其私”；“患御者”“事私门”而“远战”；“商工之民”“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不除此五蠹之民”，亡国灭朝不足为怪。秦始皇对韩非的议论十分赞赏尤其是对意识形态领域与之相左的儒家，更是如骨哽在喉，不吐不快。
秦始皇特别是到了晚年，幻想成神成仙，永坐帝位，被方士徐市、卢生等编造的一套神话所欺骗。在秦始皇三十五年，方士们求仙不得，对秦始皇编造了一套谎言，说什么“愿上所居宫毋令人不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这时候，在秦始皇身上，神仙学与法家“贵独”达到了高度的统一。他只相信自己，疑神疑鬼，怀疑一切，结果自我禁锢，与世隔绝。以至在做出“焚书”这一重大决策失误后，又错上加错地导演了“坑儒”的悲剧。致使“奋六世之余烈”而统一了的秦家天下不二世而亡，其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秦始皇推行“焚书坑儒”，禁绝百家，以吏为师的直接结果，从根本上窒息了人们的思想，堵塞了对事物进行探讨之路，扼杀了文化的发展，把秦王朝的集权政治推向了极端，没有了不同意见，就没有比较和选择，也就失去了应变能力，这就决定了秦王朝的极端政策迅速滑向灭亡。因此说，“焚书坑儒”绝不是秦始皇政治棋盘中的一步好棋。
秦始皇虽然顺其历史潮流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但是他又是一个少见的暴君。他“暴毅戾深，事皆决于法”，而刑法又极为苛酷，使人没有伸屈之地。在秦始皇时代，成千上万的刑徒、罪人映眼而来无处不有，无处不见，平均一、二十人就有一名罪犯。秦始皇不仅对人民群众敲骨吸髓，动辄施以严刑峻法，使“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饷，女子纺织不足于帷幕”，“丁男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死者相望”。而且在“焚书”之后，以反复古之名，以众儒生“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为借口，坑杀了四百六十个儒生，在历史上导演了“坑儒”千古奇案。就连大太子扶苏因不满此举劝了几句，也被秦始皇施以流放之刑。
历史的教训是深刻的。秦始皇依靠法家取得的胜利和成就，是不能代替他依靠法家所犯下的罪恶的，从历史的正反两面，对我们都是有教育意义的。
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秦始皇的一生是从“英雄”走向孤家寡人的过程，“时势造英雄”，秦始皇是一个幸运儿，他是在统一航船的桅杆已经露出地平线是执政的，他所创建的秦王朝，又因他的“自骄、自智、轻物”而亡。任何一个朝代的历史，都是从胜利走向灭亡的历史，秦王朝也不例外。秦始皇的失败，是他暴戾集权统治的结果，而“焚书坑儒”是把秦王朝的专制集权统治推向顶峰的重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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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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