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秦始皇，我们还能说些什么？这是使人颇感困惑的一个问题。最近我经过思考，有些话还想说一说。首先，是要摆脱汉人“过秦”评论的一些影响，对某些记载的思想倾向也应注意；其次是对秦始皇的分析要具体、再具体。现以秦始皇的最后十年为例，略加述说。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关于这一年的记载内容甚多，除了立皇帝尊号，制定各种礼仪制度外，还有分天下为36郡、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统一文字等，这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内容。为此，秦始皇所花的时间、精力，所需的智慧、魄力，研究者怎样去想象都可以。

    前220年，“始皇巡陇西、北地”，“治驰道”。

    前219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南登琅琊，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琊台下，复十二岁……。”

    前218年，“始皇东游，至阳武博狼沙中，为盗所惊……。”

    前217年，“无事”，但《通鉴》有“使黔首自实田”的记载。

    前216年，“始皇微行咸阳……逢盗兰池。……关中大索二十日。”

    前215年，“始皇之碣石……刻碣石门，坏城郭，决通堤防。”“始皇巡北边……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北击胡，略取河南地。”

    前214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谪遣戍。西北斥逐匈奴，以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

    前213年，“谪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议“焚书”。

    前212年，“除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通鉴》云：“千八百里，数年不就。”)“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分作阿房宫、骊山。“立石东海上朐县中，以为秦东门。因徙三万家丽邑，五万家云阳，皆复不事十岁。”坑儒。

    前211年，东郡陨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卦得游徙吉。”

    前210年，“始皇出游”，“上会稽，祭大禹，而立石刻颂秦德。”“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按：此次历时九个月)

    从司马迁的这些记述看，在秦始皇的最后11年(含去世的当年)中，秦始皇有5年巡行各地(前216年的“微行咸阳”不算)。未出巡的年份，他也以不同的方式关注着各地，如前214年之“略取陆梁地”，前213年之“筑长城及南越地”(《正义》谓“戍五岭”。《通鉴》作“处南越地”)，前212年在作阿房宫的同时还有“除直道”以及徙民丽邑、云阳之举。
 
  从始皇出巡及其对全国关注的情况看，明显是一个巩固统一的政治问题，可作如下分析。

    第一，秦始皇多次而且主要是巡行东方郡县。这是因为东方是原六国之地，东方郡县是在统一战争中新设立的郡县，情况如何？秦始皇去巡视一番，正表现出他的眼光和魄力。他不辞劳苦地出巡，条件是比较艰苦的，汉人所谓修驰道是“天子之道”的说法，恐怕始皇出巡并未享受多少；相反，记载中常常反映出出巡时“逢大风”、遇“水波恶”、甚至“风雨暴至，休于树下”等，这和后世隋炀帝游江都不应相提并论，而且还要承受“为盗所惊”等风险。这里所说的“盗”即六国旧势力的反抗，在当时是一个非同小可的问题，也与他出巡的目的有关。

    东巡中做了些什么？记得较多的是“刻石颂秦德”。汉人强调的是“歌功颂德”，但如果具体分析刻石的内容，应该视为一种政治宣传，其中包含着一些政治主张。在已有的研究中，研究者已从不同角度涉及到这样的问题，如经济史的研究中注意到“诸产得宜，皆有法式”，思想史的研究中注意到儒、道各家的思想。巡行的当中，秦始皇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包括封禅，祭祀名山大川之类，也有一些当与巩固统一有关，如上述前219年徙民于琅琊台下之类。这好像是“现场办公”一样，就地解决一些问题。另外，经过巡视了解，也有为日后作某些决定参考之意。前212年，秦始皇未出巡，但有立石“以为秦东门”之措施，应该就是他前几年视察之后为东部“边界”所作的结论。

    第二，秦始皇北巡，目的是为了对付匈奴。毋庸置疑，匈奴是一个长期的边患，秦始皇两次巡视北边以及发兵“击胡”、修长城等等，取得了一段时间“胡人不敢南下牧马”的成绩，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这里顺便分析一下“亡秦者胡也”的问题，史书记载因此而派蒙恬发兵击胡。《史记》《集解》引郑玄之说，“胡”是“胡亥”。我看这个说法有问题，卢生等人奏录图书之事，即始皇二次巡北边之说，是前215年，距始皇去世还有6年，当时胡亥只有十四五岁，而且他是始皇的第十八子，还有始皇“怒”扶苏也是前212年的事。卢生前215年预言胡亥亡秦，恐怕是东汉郑玄的臆想。

    第三，秦始皇为巩固统一的操劳，还有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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