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改用新的帝号，称为始皇帝，并规定继者称二世、三世，以至于万世。这是《史记》所记载的。但据《说苑·至公》的记载，起初秦始皇在考虑采用什么方式传王位这个问题时，曾经有过要用禅让制的想法:

秦始皇帝既吞天下，乃召群臣而议曰:“古者五帝禅贤，三王世继，孰是?将为之。”博士七十人未对。鲍白令之对曰:“天下官，则禅贤是也；天下家，则世继是也。故五帝以天下为官，三王以天下为家。?秦始皇帝仰天而叹曰:“吾德出自五帝，吾将官天下，谁可使代我后者?”鲍白令之对曰:“陛下行桀、纣之道，欲为五帝之禅，非陛下所能行也。”泰始皇帝大怒曰:“令之前!若何以言我行桀、纣之道也?趣说之，不解则死。”令之对曰:“臣请说之。陛下筑台干云，宫殿五里，建千石之钟，立万石之簴。妇女连百，倡优累千。兴作骊山宫室，至雍相继不绝。所以自奉者，殚天下，蝎民力。偏驳自私，不能以及人。陛下所谓自营仅存之主也。何暇比德五帝，欲官天下哉?”始皇訚然无以应之，面有惭色，久之，曰:“令之之言，乃令众丑我。”遂罢谋．无禅意也。

对于以上这段记载，过去人们一般都不大相信它。究其原因大概主要有两方面:第一，此事在《史记》中没有记载，而《史记》所不记的内容，学者往往会不加相信。第二，说那个赫赫有名的专制君主秦始皇有禅让思想，乍然听起来似乎不合情理。所以《说苑·至公》的这段材料，长期以来没有受到人们重视。但我们若将这段材料与《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有关内容联系起来，作—番比较和分析的话，那就可以发现，《说苑·至公》中所记载的这件事，表面采着是不见载于(史记》，而实际上这件事与当时的客观事实是相吻合的，亦与《史记》中的有关记载相吻合；故可以判定:《说苑·至公》的这段记载属于可信。

我们知道，秦始皇时曾设置很多博士官以充当顾问。凡朝廷要制定或要实施某些重要政策之前，往往先叫博士们或臣僚们议论一下该政策的优劣得失，供秦始皇斟酌考虑，然后加以批准执行。郡县制的施行就是经过这样的方式和程序而落实的。

用什么方式传王位这件事与是否要实行郡县制那件事，其政治意义十分相同，都是属于秦朝当局要加强政权建设、巩固统治利益的重要措施，所以秦始皇要召博士们来议论—番。这一点《说苑》的记载与《史记》的记载是相一致的。显然秦始皇原先是有采用禅让制的打算，只因博士们对此事都沉默不发言，又加上被的白令之斥责了一番，秦始皇才因此取消了原来的想法而“无禅意”。由于受当时的客观情况的限制，秦始皇想用禅让方式传王位的想法不可能成为事实，但却不能就此便轻易否定秦始皇初时有过这种想法。

实际上，秦始皇有禅让思想并不是—件奇怪的事。战国时“让贤”说曾一度在社会上广泛流行，很多人不但深信古代真有过尧舜禅让的事，而且有的人还仿而行之，希望自己也能像尧、舜那样扬名青史，流芳百世。先秦文献就记载了那时曾经相继发生过魏惠王打算让位给惠施、秦孝公想要让位给商鞅和燕王哙让位给子之等事件。其中燕王哙让位给予之的事乃是真真实实地发生的，非常有震动性，所产生的影响也甚为深广。尧舜行禅让之说虽然是儒家吹捧的，然而在崇尚法家学说的秦国，其统治者亦受到“让贤”说的影响；所以从秦孝公时代到秦始皇时代，统治者中不断有人做出向往禅让的行为。有的人例如相国吕不韦，还在理论方面对尧舜行禅让的事加以认可和用力宣扬。那么秦始皇想要行禅让，其实是属于仿效先例，步前人之后尘罢了。秦始皇认为自己成功地统一了天下，功德足以压倒一功帝王，宜与尧、舜等古圣贤王同光于史册，故而要搞一番行禅让的举动，以显扬美名。看来，秦始皇想要行禅让这件事，既符合秦始皇贪慕虚荣的骄奢心理，又符合当时行禅让之说曾经甚为风行的客观情况。《说苑》记载的决不会是无中生有的荒诞之说，实在可以补充《史记》记载的不足。 可是为什么长期以采，《说苑·至公》篇中所记载的关于秦始皇欲行禅让这段如此有参考价值、甚为重要的材料，竟然会被人们所忽视呢？笔者认为其中主要原因大概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因为人们对秦始皇十分憎恨而不想让他沾尧舜之光。—般来说，尧舜是人们普加歌颂的贤君，而秦始皇则是人们普遍唾骂的暴君。特别是在西汉初期，人们对秦始皇的苛暴政治耳闻目见，因此对秦始皇欲仿尧舜行禅让这件事，是不乐于讲述的，以免尧舜的美名被秦始皇玷污了。司马迁是汉初人，他的思想行为与当时人的思想行为必然相一致；所以司马迁的史书中对那件事不加记载，是不足为怪的。

第二，因为人们对《史记》材料的可靠性过分迷信。司马迁《史记》从其问世起就获得高度评价，汉代一流的学者诸如刘向、扬雄、班固等人都一致公认该书是部“实录”。班固曾强调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这基本上成了学术界评价《史记》的主流。所以作为正史之首的《史记》，其内容往往是史家们、学者们考证史事和研究历史问题的权威性材料。再加上有关秦始皇的事迹，—般只是多见载于《史记》一书，其他的书籍对此记载甚少；因此很自然地，《史记》中这方面的材料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就会特别高。

第三，人们对《说苑》中某些史料的价值认识得不够。《说苑》—般地被人看作是杂史，所以从整体而言，此书的史料价值及学术地位是大大低于《史记》的。其实，《史记》的材料固然可靠可用，但不能说都绝对可靠可用；也不能说有了《史记》的材料就可以完全摒弃任何其他材料了。从实际讲，秦始皇一生事迹有那么多，司马迁不可能在有限的篇幅中完全不漏删口以记述。其对某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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