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末年，五胡十六国更迭频繁。传国玺像是被猎犬追逐的猎物，被不停地争来夺去。每一次的交替易手，就伴随着一场血腥的残杀。晋怀帝永嘉五年，“玺落前赵刘聪”之手。东晋咸和四年，石勒灭前赵，玺属后赵。冉闵杀后赵石鉴，夺得传国玺。公元三五二年，慕容俊克邺城，宣称闵妻已献传国玺，封其为“奉玺君”，改年号为“元玺”，建大燕国(即前燕)。其实当时传国玺已被濮阳太守戴施偷献于晋穆帝，慕容俊只是导演了一场自欺欺人的骗局，妄想以所谓“天命”来维持其统治而已。传国玺归东晋后，经刘宋、齐、梁、陈、隋，最后落入唐高祖李渊之手。从此，玺改称为“宝”。

　　传国玺从发现和氏璧始，传至唐末，计一千六百二十余年，像这样被历朝传递一千多年的历史文物，在世界史上亦属罕见。令人可惜的是，传国玺于五代时突然失踪。宋太祖“陈桥兵变”受禅后周，仅获后周两方宝印，未获传国玺。
　　宋元明清真假宝玺层出不穷

　　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极力宣扬获得传国玺是“天命所归”、“祥瑞之兆”，因此，在宋、元、明、清，均有真真假假的“传国玺”不断问世，屡经发现。如:宋绍圣三年，咸阳段义于河南乡掘地修舍，获一方“色绿如兰，温润而泽”、“背螭纽五盘”的玉印。经翰林学士蔡京等十三名官员“考证”，奏称哲宗为“真秦制传国玺”。

　　明弘治十三年，鄠县毛志学在泥河滨得传国玺，由陕西巡抚熊翀呈献明孝宗皇帝。但孝宗疑其伪“却而不用”。

　　明末，相传由元末元顺帝带入沙漠的传国玺竟被金太宗于“上年八月得元代传国玺于元裔林丹汗之苏泰太后”，太宗由此“乃定立国之计”，改“金”为“清”国号。
 

　　清初，故宫交泰殿藏御玺三十九方，其中一方“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玉玺被人称为传国玺。公元1746，乾隆皇帝从中钦定二十五方宝玺，将此方宝玺剔除在外。由此可见，这是一块伪造的赝品。

　　宝玺传说

　　后唐清泰三年(公元936年)11月，末帝李从珂见大兵压境，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和皇后携传国玺登上元武楼自焚而死，从此玉玺下落不明。

　　又过了大约二百年不到，南宋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古都咸阳有一个叫段义的古董商，他在城内一家店铺里看到有枚古玺，烨烨有光彩，遂驻足杷玩。

　　段义虽为商贾，却很有点学识，他见这枚玉玺的螭钮不同凡响，又见玺文如鸟兽虫篆，于是以重金购下。通过店铺老板，段义打听到，这枚玉玺的来历是这样的:河南乡(疑傍咸阳的渭水南岸，笔者考述)乡民刘银材要扩建房舍，他和家人在自己的宅基掘土时，无意中挖到了这枚玉玺，当时已近傍晚，玉玺出土时闪光透亮，人皆异之。段义虽然不识印上的文字，但他猜想这是一件至宝，于是连夜赶到京城，把它交给了礼部的大臣。

　　第二年，也就是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宋哲宗颁诏，命礼部御史台“以下参验”，对这枚玉玺进行鉴定。

　　一直到了元符元年(公元1098年)，经过翰林学士蔡京等十三名大学问家一年半时间仔细研究，考证总算有了结果，这13名官员的奏书是这样写的:

　　“按咸阳县民段义所献的玉玺，色绿如蓝，温润而有光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背(玺印上端)有五龙相盘的螭钮，钮间有小孔，用以穿丝绶。又得玉螭首一，白色膏，亦温润，其背亦螭钮五盘；钮间亦有贯组小孔，但无文字，与玉玺大小相同。”

　　在奏书的结尾一段，蔡京等认为:

　　“臣等以历代正史考之，玺之文曰‘皇帝寿昌’者，这是晋玺；曰‘受命于天’者，这是后魏的玺印；称作‘有德者昌’的，是唐玺；‘惟德允昌’者，石晋的玺。只有称‘既寿永昌’者，才是真正的秦玺。今得此宝玺于咸阳故宫一带，其玉乃蓝田之色，其篆文与李斯小篆的风格正合。饰以龙凤鸟鱼，乃虫出鸟迹之法，它跟今所传古书，莫可比拟，非汉以后所作明矣。”

　　“今陛下嗣守祖宗大宝，而神玺自出，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则天之所畀，乌可忽哉？汉晋以来，得宝鼎瑞物，犹改庙改元，况传国之器乎？其缘宝法物礼仪，乞下所属施行。”

　　在这篇洋洋洒洒的文章里，不仅对传国玺下了肯定的定义，断为真玺，而且还建议皇帝举行庆贺大典。

　　哲宗皇帝接受了这些老学究的建议，并下诏礼部、太常寺“按故事详定以闻”。

　　礼部官员奏道:“五月朔，故事当大朝会，宜就行受宝之礼。依上尊号宝册议，有司豫制缘宝法物，并宝进入。俟降出，权于宝堂安奉。”

　　按照传统义规，受玺的前三日，差礼部官员奏告天地、宗庙和社稷。受玺的前一天，哲宗皇帝在内殿不上朝，整天必须吃斋，不得荤食。京城的街口墙上醒目地贴着“天授传国受命之宝”的文告。

　　迎玺的这天终于到了，一大早，皇宫内的大庆殿装点得金碧辉煌，哲宗坐在龙椅上，接受百官的朝贺。段义身著皇帝亲赐的金织衣袍，手捧披着红绸的金匮，在蔡京等十三名文官的簇拥下，缓步走上殿去。哲宗接受传国玺时，深有感慨地说道:“这枚传国之宝历经劫难，今天终于回到大宋朝廷，这是一种好的兆头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