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孟浩然丝毫没有得到命运之神的眷顾，虽然“十上耻还家，徘徊首归路。”[23]却仍然毫无结果。诗人终于彻底失望了，他发出绝意仕途的宣言：“吾道味所适，驱车还向东！……拂衣从此去，高步蹑华嵩。”[24]“跃马非吾事，狎欧真我心，寄言当路者，去矣北山岑。”[25]但是，以孟浩然此刻的心情来说，我们不难体会这表面的豪言壮语，也只不过是他的政治感情回旋激荡所发出的不忍去而又不得不去，言去而心不去的痛苦颤音。很显然，他的归隐是被迫的，孟浩然此刻正承受着他一生最曲折痛苦的内心折磨。

开元十六年冬天诗人离开了长安这个伤心地，于次年春天回到家乡。此时，孟浩然虽已声称绝意仕途，但却丝毫也没能减少他低落的心情。在家乡小住数月之后，也许是为了排遣胸中的郁闷，也许是受到当时文人漫游之风的影响，孟浩然开始了他的吴越之旅。诗人取道洛阳，循汴水而下，经润州，杭州，再去天台山游览，顺流由上虞江到达会稽，后经润州溯江而上，当他回到家乡时已是开元二十一年的夏天了。

如果说科举考试的失败是使孟浩然认识现实的清醒剂，那吗这次吴越之旅便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孟浩然心中伤痛的平复剂，同时也成了促使其隐逸思想发展的催化剂，优美的自然山水使孟浩然精神上的创伤大大地减轻了。与此相应，诗人早年隐居时那种“热爱自然，向往自由”的潜在心理机制渐渐清晰起来。他创作了大量的寄情山水之作来表达这种思想与愿望。“平生慕真隐”“愿言投此山，身世两相弃。”[26]“愿言解缨萝，从此去烦恼。”[27]“回瞻魏阙路，无复自牟心。”[28]“仲尼既已没，余亦浮于海。”“虚舟任所适，垂钓非有待。”[29]等等。经过自然洗礼的孟浩然，郁闷的心情确实消减了很多。我们在“为多山水乐，频作泛舟行。”[30]等诗句，以及如《与杭州薛司户登樟驿亭》，《与颜钱塘登驿亭望潮作》这样气势不凡的作品中可以感到诗人那种逐渐开朗的胸怀。当然，虽说诗人已走出了低迷情绪的笼罩，重又寻回了做隐士的感觉与心态，但可以想见，这种旧梦重温已不会有太多昔日隐居时的快乐与从容，却多了几分狂放，无奈与酸楚。

远游归来后，孟浩然又开始了闲居家园的生活。此时的孟浩然早已充分认识到了官场的污浊，政治的黑暗和科举的不平，从而抛弃了早年对现实与政治的浪漫幻想。他深深地感到一种“翻飞羽翼催”[31]的压抑，特别是当他恍然惊悟到“物情移势利”[32]“一切是虚假”[33]之后，便提醒自己“迷心应觉悟”[34]了。这种思想转变使得孟浩然的隐逸思想少了几分闲适，多了几分锋芒。“世途皆自媚，流俗寡相知。”[35]“冲天羡鸿鹄，争食羞鸡鹜。”[36]“欲寻五斗禄，其如七不堪。”[37]与此同时，他还写下了一些刺时之作。“圣主贤为宝，卿何隐遁栖？”[38]“奈何偶昌运，独见遗草泽。”[39]等等。这充分的地反映出孟浩然思想已趋于成熟，但从另一角度来讲，又显示出孟浩然多多少少对仕途失意仍旧不能释怀，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这并非唐突诗人，因为说到底，他的再度隐居乃无可奈何之举，而这种无可奈何的境遇又恰恰根源于仕途的失意。

不过，我们不应该认为孟浩然的余生只是在这种毫无人生亮色的耿耿于怀中度过，如果这样，诗人的隐逸思想中可称道的成分便不多了。毕竟，孟浩然还有他生性洒脱的一面，也正是这一面，促使他迈向更高的人生境界，推动他走向人生轨迹的顶峰。

现实挫折把孟浩然“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拦腰截断，诗人深切地感到自我被压抑而无法向外展开，于是转而寻求内心修养的提高与发展。在这个时候，孟浩然所敬慕的陶渊明便成了他新的人生向导，很多如“常读高士传，最佳陶征君。”[40]这样的诗句都充分地表现了诗人这种情感。虽然我们知道陶渊明是自动辞官隐居，而孟浩然则是做不上官而被迫隐居。可是，孟浩然这种追寻先辈足迹，希望通过移情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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