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孟浩然的一生中，对其影响最大的事件，无疑是其中年入京应试不第了，这件事不但是孟浩然一生的转折点，而且毫不夸张的说也对唐代甚至中国诗史有着一定影响。我们可以此作为分界点，对诗人前后两个时期的作品与行止进行对比和分析，从而理清诗人隐逸思想的发展线索。

孟浩然生在一个薄有恒产的诗书家庭，他从小就秉承家训苦读儒家经典，“性先自邹鲁，家本重儒风。诗礼袭遗训，趋庭绍未躬。昼夜常自强，辞赋颇亦工。三十既成立，嗟吁命不通。”[6]“少年弄文墨，属意在章句。”[7]等诗句都表明，他在四十岁之前一直有所为的承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其“工于辞赋”和“属意章句”的目的很显然是为了科举考试和入世作准备，为了实践儒家“学而优则仕”[8]的入世原则，为了踏上盛世给他提供的极其明确的人生道路。可见，此时孟浩然，并非如闻一多先生所说是为隐而隐的，他实际上是在隐居的名义下为自己积累入世的资本。

但并不是说，在这一阶段孟浩然没有隐逸的倾向。通过研究我们会发现，有多种因素在客观上促使着诗人隐逸思想的潜滋暗长。首先：在儒家思想中同样存在“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9]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10]的人生趋向，这一点同入世思想一起，构成了孟浩然人生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次：由于襄阳是当时繁荣佛学的策源地之一，所以诗人从小便受到释道思想的影响。“幼闻无生理，常欲观此身。”[11]“法侣欣相逢，清谈晓不寐。”[12]都表明了孟浩然对佛老的倾慕，而到《云门寺六七里闻符公兰若最幽与薛八同往》中“谓余独迷方，逢子亦在野”，“愿承甘露润，喜得惠风洒。依此止山门，谁能效丘也。”以及《宿终南翠微思》中“儒道虽异门，云林颇同调。”时孟浩然已显然把三家联系在一起，这为诗人日后思想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心理机制；再有：诗人的故乡襄阳是历史上著名的隐居胜地，闻一多先生说过：“我们简直不能想象一部《襄阳耆旧传》对少年孟浩然是何等深厚的一个影响。”[13]诗人在他的很多作品中都反映出对庞得公等先辈的敬仰之情，他一度隐居鹿门山也正是表示自己先辈的追随；最后：诗人长期生活在农村，面对的是一个静谧宁馨的世界，这个世界无疑是对热爱自然的孟浩然一种美丽的诱惑。

除了上述因素外，社会风尚也对孟浩然隐逸观念的形成有一定的客观影响。中国古代社会是以君主专制为核心的封建社会，本质上是自由的对立物。所谓“亿万之所趋，在一人之所执。”禁锢个人意志，强迫人们按森严的等级屈从强者。因此，尽管巍巍的封建政治舞台对广大知识分子充满建功立业不虚此生的诱惑，吸引他们按照儒家设计的人生阶梯奋力攀登，但在这座舞台上那永远无法消失的斗争，机诈，拘束，压制，甚至是残酷迫害，又使不少正直的知识分子感到苦恼和厌倦，从而产生离心思想，渴望寻求另一片人生天地。这种对自由天地的寻求，在社会处于朝不保夕的乱世，衰世的诗人，可能是不敢去想的奢望，但是，一旦遇到社会意志旺盛，思想解放，而又衣食丰足，社会安定的盛世，却会变成理想主义的实践，它不仅支配着淡泊名利者的行动，而且也常常渗入如孟浩然这样有强烈的建功立业之心的人们的头脑。与此相应的，孟浩然创作了大量表现隐逸内容的作品。如《宴包二容宅》：“眼明栖鸟迷，余将归白社。”《李氏圆卧疾》：“伏枕慕公干，归山羡子平。”《听郑五喑弹琴》：“余意在山水，闻之谐夙心。”等等。

可是，我们不能依据上面对诸多因素的列举，便认为隐逸思想已在孟浩然的头脑中大行其道，这无疑是一种不符合实际的臆断。我们有必要对上面的材料进行分析，以便使读者能以正确的眼光看待孟浩然这一时期的隐逸思想。首先：唐代文人大多在其中进士之前隐于家乡，读书或招名，为其出仕做准备，孟浩然也不例外。此时，孟浩然的隐居是其入世的一个前奏，诗人的确对隐逸生活抱有浓厚的兴趣，但充其量是把这种生活看作是一种调节心理，贻情悦性的精神享受。由于时代的原因，儒家的熏陶以及诗人对建功立业的巨大渴望，使其绝不可能象汉末离乱时代的庞德公一样走“采药不返”的道路；其次：上文提及隐逸之风对很多如孟浩然这样有用世之心的人有所渗透，这是事实，不过有一点需要指出，对于没有受到过任何仕途打击，而把官场与政治想象得过于浪漫化的孟浩然来说，这种渗透性的影响还远达不到制衡其入世思想，甚至削弱其入世欲望的程度；再有一点十分重要，即在孟浩然这一时期的诗作中很多都表现了建功立业的欲望。“正待功名遂，从君继两疏。”[14]“我年已强仕，无禄尚忧农。”[15]“执鞭慕夫子，捧檄怀毛公。”[16]“吾与二三子，平生结交深。俱怀鸿鹄志，共有翎骥心。”[17]“乡曲无知己，朝端乏亲顾。谁能为杨雄，一荐《甘泉》赋。”[18]等等。这除了表明诗人入世之心之外，还从另一侧面充分说明诗人根本无意去维护自己作为一个“隐士”的形象。可见此时孟浩然的隐逸思想在他整个思想中肯定不会占重要地位。当然，最能体现其隐逸思想薄弱性的还是孟浩然的出山求仕。

根据上面的论述，应当说这个时期孟浩然的隐逸思想完全处于一种次要甚至是潜在状态。孟浩然只是把隐逸思想寓于怡悦性情的表层生活，他的内心却是与此完全相反的情况。毕竟，孟浩然不会在英灵尽归的盛世去心甘情愿地做一位职业隐士。

二

孟浩然于不惑之年入京求仕，正象他在《仲夏南园寄京邑旧游》中所说的那样：“中年废丘壑，上国旅风尘。”饱读诗书的孟浩然告别了隐居的处所，怀着一颗跃跃欲试，舍我其谁的雄心来到长安，他对前途充满了信心和希望。《长安早春》中：“鸿渐看无数，莺歌听欲频。何当遂荣擢，归及柳条新。”正表现了诗人这种思想状态。然而，现实生活并不象想象的那样美好。孟浩然的进士考试终于失败了，巨大的希望变成了巨大的失望，前一时期隐居的乐观旷达的心情也渐渐暗淡下来，而愤怒与怨恨，不平与自怜，则一时全都涌上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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