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回答学生子张的这段话的大意是，子张问孔子：“什么样的士才能称得上是‘达’呢？”孔子反问子张：“你所说的‘达’是什么意思？”子张说：“就是无论在朝还是在野，都很有名气。”孔子说：“这叫‘闻’，不叫‘达’。什么样的人才是通达之士？性格正直，为人好义，察人言语，观人脸色，常怀谦退之志。正因其在朝通达，在野亦通达，所以是通达之士。而所谓‘闻’，即‘名人’，表面上和颜悦色，好像是仁人君子，其实言行不一，还自以为是。这类人无论在野、在朝还是赋闲在家，都很有名气，这只不过算是‘名人’。”

　　其实孔子此语也是有歧义的，而且也是经不起推敲的。且不说“达”如何，“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与“在邦必闻，在家必闻”有什么必然联系呢？言行不一而且自以为是的人多得很，他们不见得一定会成为名人。

　　孔子的本意，大概是说那类“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的人，也仅仅是有点名气而已，比通达之士差远了。

　　作为“大儒”的马融，显然是看不惯吕不韦的所作所为，所以他认为吕不韦是奸佞之人。而司马迁的本意，似并不认为吕不韦就是个奸佞小人。司马迁的原话是：“孔子之所谓‘闻’者，其吕子乎？”称吕不韦为“吕子”。“子”是古人对男人的尊称，犹言“先生”。如称孔丘为孔子，称孟轲为孟子，但没有人称赵高为“赵子”。如果司马迁认为吕不韦是“佞人”，怎么会称吕不韦为“吕子”呢？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作为乱世奇商的吕不韦，他无论在野还是在朝，都是不甘寂寞的，肯定会闹出点事情来的。也就是说，他不可能不成为一个“闻人”，即名人。

　　那么，为什么马大儒说吕不韦是“佞人”呢？

　　吕不韦从政后的政绩，前面已经论述过了。吕不韦最受马大儒之类的“正人君子”诟病之处，大概在于以下四点：

　　一是吕不韦大搞政治投机，为求荣华富贵不择手段，这是为仁人志士所不齿的小人行径。

　　二是吕不韦邯郸献姬潜移嬴氏国祚，这是为正统人士和主流舆论所难以认可的事情。

　　三是吕不韦与赵太后淫乱后宫，这在“正人君子”们的眼中，分明是秦国的国耻。

　　四是向赵太后进献嫪毐引起动乱，险些谋害“千古一帝”，险些影响秦国统一大业。这是为一些“爱国人士”所不能容忍的。

　　其实细论一下，这四处皆情有可原，无可厚非。

　　先说第一点。吕不韦搞政治投机，乃制度与时势使然。如果是民主选举制，对于政治家、野心家和政客来说，是否赢得选民的信任，是决定其成败的关键，甚至是实现其理想的唯一途径。相比之下，这条路子要简单得多。而专制体制之下，无论是世袭制，还是禅让制、任命制，都是暗箱操作，由独裁者说了算。政治家、野心家和政客只好采取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胜者王侯败则寇。可以说，专制制度是一种使政客们为了向上爬不择手段的制度。煌煌二十四史，就是一部争权夺利的血腥斗争史。

　　第一，在这样的体制之下，不甘寂寞的吕不韦开动脑筋，舍得血本搞政治投机，也算是个识时务、有智慧的“英雄”。其行为固为仁人志士们所不齿，但他做得也并不太出格。而且，吕不韦在做这笔风险投资生意之时，便一五一十将自己的计划和盘告诉了异人，并向异人直言“吾门待子门而大”。吕不韦与异人是互相利用的关系，用句时髦的话说，是“合作双赢”，不存在吕不韦欺骗异人的问题。

　　第二，即使吕不韦邯郸献姬是他精心策划的阴谋，这也怪不得吕不韦，谁让异人恬不知耻地要抢朋友的情人呢？此事是异人无礼在前，吕不韦顺水推舟在后。异人被吕不韦欺骗，只能说明异人心甘情愿或自作自受。

　　第三，吕不韦与赵太后旧情复发，淫事夜行于内，秽声日闻于外，这在主张“灭人欲，存天理”的道学家们看来，绝对是丑闻！不过，话说回来，赵姬本来就是人家吕不韦的情人，异人死了，赵姬独守空房，难耐寂寞，与老情人重燃旧情，也是人之常情。况且，根据吕不韦想脱身这一情况来看，吕不韦进宫私通赵太后是被动的，太后令他进宫，他怎能抗命呢？

　　第四，吕不韦向赵太后进献嫪毐这个大流氓，也是迫不得已之举。吕不韦倒是从赵姬这里全身而退了，谁知嫪毐却不是省油的灯。嫪毐与赵太后之事，才是名副其实的丑闻！对此，吕不韦固然有责任，但后世史家也应体谅他当时欲进不能欲退不得的苦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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