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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故事，当朝人恨，后人也恨！真可谓遗臭万年，还加个“０”！万万年也没法抬头。司马迁也是深通此理，他走遍全国收集材料，当然会有不利于秦的东西。再说，史家秉笔直书，真地就是“秉笔”么？司马迁恨秦王政，如果不是秦王政，何来这汉家刘邦的事？没有刘邦，天下会是这样么？独尊儒学，一学治天下，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百家争鸣”，那学术还如何繁荣……这类道理，他司马迁比谁都懂。他恨的东西又不能放在表面上，所以，他可以给吕为韦和嬴政泼上那么一些污水，把民间的东西放进去，也不是他的编造，有何不可？尤如我们今天的人写东西，“信”手捡点什么，说是民间的。你能说是与不是？多说并存，有什么坏处！我敢说，司马迁也是个吃荤喝辣的，他恨吕不韦搞那种《吕氏春秋》，但他又不好明说，用点“曲线救国”的手段，有何不可呢？
从《史记》的《吕不韦传》来看，通篇都是对吕不韦不利的。请问，吕不韦再傻也不会拿万贯家产去做那种冒险的事啊！家有万贯之财，为何还要去做那种“立一个国君之利”的买卖？那么做，真是为了子孙也有钱？还是怀有政治目的？这一开始就叫人觉得吕不韦选择了一条“走钢丝”式的买卖路，这在有了多年经商生涯的吕不韦来说，不可信。后面的破绽便是一个接着一个，通篇都有牵强附会。尤其是那赵姬的“至大期时，生子政”的话。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生理规律，尔能抗抵？进子楚家后１２个月生子政，不是子楚的儿子还能是谁的！事至此，不能不叫人认为，司马迁在《吕不韦传》上用的材料，可能通篇都是街头巷尾的道听途说。你能说得出他那篇《吕不韦传》歌颂了吕不韦什么么？文人相轻。吕不韦编纂的这部《吕氏春秋》的确使司马迁头痛。如果没有《吕氏春秋》，会引出嬴政的焚书坑儒么？会有汉家刘氏那个独尊儒学，百家齐废的局面？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从汉代开始，还有公开的杂家存在么！没有杂家，这实际上或多或少也是对于《史记》能否成书面市的一大威胁。
由此可见，吕不韦安安稳稳当他的仲父，做他的丞相，也是可以做得漫漫长的。为什么要去编纂那个“混帐”的《吕氏春秋》？惹得反秦的文人们恨之入骨，怒得嬴政由灭他而迁恶于众儒。这还不算，还让司马迁给他再踏上一只脚，弄得他臭名万代难洗。你说，后来的谁喜欢过《吕氏春秋》？那一代一代的皇帝，哪个不是变着法子学嬴政的手法去整一整文人，就恐怕你们再来一部《吕氏春秋》！高潮是清王朝，当然，也有人说历史在以惊人的相似而重复着。正如文革去了，若干年以后，还会有“文革”，不同的只是那个时候出现的也许不叫“文革”而叫“武革”、“经革”、“政革”什么的罢了。但历史也告诉我们，《吕氏春秋》的伟大之处。他的伟大就在于，你无法把它从历史上抹去！你时时会感到它的存在。对于一个以仁德治天下的人来说，它是一部好书，一部赏心阅目的好书，一面绝好的历史明镜。对于那种刚愎自用者、对于私欲炽烈者来说，它是一部立于眼中的刺！
这么说，吕不韦从一开始就下“错”了棋？那也未必。其实吕不韦的错是“错”在编纂《吕氏春秋》上，而且更不应该在后来搞什么悬于城门下，来“一字千金”的把戏。这对于老于世故的吕不韦是很不相衬的举动。一部《吕氏春秋》让后人看到了如何治国是对的、是好的、是正确的、是惜民爱民的，让人们知道怎样做是仁、是暴，是善、是恶。不管你是否喜欢，它的存在就是一面镜子，照出你这个当政者的形象、面貌，你的所作所为。把一面镜子无时无刻地放在当政者的面前，让他看着，能舒服吗？能惬意么？谁愿意呢？我想，谁也不愿意的。我也没有看到历史上那些个贤良的皇帝做过那种事。所以，我说《吕氏春秋》错就错在这里。
它是一面镜子，这又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它与历史共存。它永远有那么一种光泽──无论你照它还是不照它的时候，它都那么一样地告诉你：
这是一部帝王学的经典！
不是帝王的人搞出这样的东西，不是错，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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