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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 柳 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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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清明节，也是民间悼亡的日子。一个曾经多次思索的问题又让我心绪不宁：中国有着五千年的灿烂文化，名垂青史的人如浩若星辰，数不胜数，为什么只有两个人死后形成节日祭悼民俗。一位是战国时楚国的屈原，端午节人们都吃粽子以为纪念，两千多年流传至今；而另一位却是宋代的柳永。自北宋仁宗到南宋高宗上百年间，清明节风行吊柳永之民俗，曾敏行《独醒杂志》记载：“远近之人，每遇清明节，多载酒肴饮于墓侧，谓之‘吊柳会’。”因柳永排行第七，也有史书称之为“吊柳七”。
这似乎有些稀奇。屈原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和杰出的政治家，其情操之高尚、诗辞之绚烂、舍生之悲壮，惊天地，泣鬼神，遍览古今之书，无不为之歌功颂德，没有一丝贬意，如无瑕宝玉般完美；而柳永则不然，各种史料书籍对他毁誉纷纭。就其品行，贬词犹甚，如“多游狭邪”、“薄于操行”，不一而足；论其词作，也不能与《离骚》、《九歌》《天问》、《国殇》同日而语。即使与宋代其他文人相比，各类史书评价，柳永也不列大雅。俞文豹《吹剑续录》中载，苏东坡曾问一个善歌的幕士，说我的词与柳永词相比如何？这人回答：“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弹铜琵琶，唱大江东去.”评价之褒贬，可见一斑。
如果单从古代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来评价，柳永患有“品行残却症”。虽然他是宋词大家，作品流传甚广，也有部分糟粕之作。然而我始终认为，评判一个文人，主要应该看他为其时代以及后世提供了什么，忽视其总体贡献，不从主流上把握，仅局限于一个侧面，或抓住他的某个缺陷不放，或纠缠于一些枝节问题，都是不可取的态度。柳永之所以死后在民间形成悼亡风俗，享尽哀荣，自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是他生命光芒的反射。毛泽东说得精辟：“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二
柳永，字耆卿；原名三变，字景庄；福建崇安人，生于公元一00四年，卒于一0五四年。柳永一生仕途坎坷落泊。宋代重文轻武，大兴科举，文人一旦进士及第，则荣耀非凡。尹洙曾《儒林公议》中说，“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蕃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不可及也。”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柳永也有追求功名的强烈欲望。他自幼聪慧，博学多才，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而犹善填词，年轻时就名声大噪，独步京城。传说“仁宗非常喜欢其词，每对宴，必使侍从歌之再三。”按说，柳永才华横溢，高官厚禄应是情理中事。然而，他却屡试不第。原因是宋仁宗近臣谗言，说他恃才自傲，虽善作小词，却薄于操行，在朝为官，有伤纲伦。宋仁宗纳其言而不录用。又据史料载，柳永第一次落第后，写了一首很有名的《鹤冲天》，词曰：
黄金榜上，
偶失龙头望。
明代暂遗贤，
如何向？
未遂风云便，
争不恣游狂荡？
何须论得丧！
才子词人，
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
依约丹青屏障。
幸有意中人，堪寻访。
且恁偎红倚翠，
风流事，
平生畅。
青春都一晌，
忍把浮名，
换了浅斟低唱！
这首词仁宗得知后，龙颜不悦，对“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这句词犹为反感。当时也有惜其才者荐于皇上请赐柳永为官，宋仁宗深斥其“浮艳虚薄之文”，对荐者说，让他“且去填词”，遂贬为词人。由此柳永仕途不得志。牢骚失意，放旷不羁，终日纵游于青楼酒馆之间，自我解嘲似地称己为“奉圣旨填词柳三变”，并刻于笏板上，之后凡填词落款也题“奉圣旨填词”。至景佑元年，他才考中进士，也未被重用，仅封了个屯田员外郎之职。此间，又因作了一首《醉蓬莱》，词中“宸游凤辇何处”、“太液翻波”等语，触怒仁宗，“自此不复擢用”。有道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柳永得祸于词，也得名于词。官场失意，仕途落迫，却造就了一位独具风格，极具才情，万民钟爱，流芳后世的千古词人。
清末民初的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自序中说：“凡一代有一代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词从产生，历经五代，到宋朝把它推向了光辉绚烂的颠峰。而柳永在宋代词坛上，具有开疆拓土之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他之前，宋代词人“镂玉雕琼”、“裁花剪叶”、“香而弱”、“香而软”的习气甚浓，上层文人的词也多是描写闲雅生活题材。柳永词作问世，立即给宋代词坛注入一股新风，一扫宋词传统题材的陈旧积习，在丰富词的艺术手法和表现内容、推动词体和形式的发展方面，都有重大突破和历史性贡献。
他开拓性地发展了慢词。慢词虽早在民间流行，但当时文人并不重视。[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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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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