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大约是中年以后改名，因为身体多病之故，永即永年，耆即耆老，冀改名以得长寿。排行第七，故人称“柳七”。生卒年不详（一说987―1055)，祖籍河东（今山西永济），徙居崇安(在今福建)。

柳永的祖父柳崇，以儒学闻名。父亲柳宜，曾仕南唐，为监察御史，入宋后为国子博士，官终工部侍郎。柳永兄弟三人，柳三复、柳三接与柳三变，三人在当时都有知名度，号“柳氏三绝”。

南唐灭于北宋后，柳宜身为降臣入宋，由于南唐曾经抵抗过北宋，所以南唐的一帮君臣都过得胆战心惊。对新皇帝宋太祖赵匡胤更是小心翼翼，惧怕万分。柳宜也由此更加对旧主李煜念念不忘，特别是李煜在诗词方面的造诣，颇负才情的气质更是为之钦佩不已。

受父亲影响，柳永的性格多显其柔弱的一面。当然在这种环境中也逐渐地增加了柳永对于词的兴趣。还在柳永很小的时候，有一次见父亲一个人站在自家小院里，凝神默诵着什么，眼里还含满了泪光。就禁不住轻声细语地问道：“父亲，您念的这有长有短、似诗非诗、平仄无律、比诗顺口的究竟是什么？”

父亲给懂事而又细心的儿子讲了什么是词，以及他当年和先主李煜一起填词歌咏的美好时光。第一次接触词的柳永因为父亲的眼泪、真情与忧郁，将词记在心里，这一记就是一生。

少时的柳永春风得意，无忧无虑。才子风度，少年情怀，终日有佳人美酒相伴，听曲冶游，乐在其中。

熟读经史子集的柳永才华横溢，意气风发，在那个时代，走上科举仕途之路成了他唯一的选择，而且这一切在柳永看来也不过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也许是应了“文章憎命达”的伤情规律，老天偏偏要和这位傲然无物的才子开玩笑。柳永的一生太过于不顺了，心比天高的他在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年）时赴京城赶考，自以为金榜题名似探囊取物，然而，这次却名落孙山，年少轻狂的他毫不在乎，淡然一笑，只在词中说：“富贵岂由人，时会高志须酬。”人生不短，有时可待。谁知等了五年，再开科又是榜上无名。愁肠压不住满腹的牢骚，他写了那首著名的《鹤冲天》：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依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发牢骚的柳永只图一时痛快，压根没有想到就是那首《鹤冲天》铸就了他一生的辛酸。

这样的牢骚不会害人，只会害己，又让被辱骂的人有了口实和把柄。柳永说我有才即使不做官也无所谓，照样可以潇洒。如此牢骚闷在肚里烂掉也就罢了，偏偏他要说出来，又恰恰是用他最拿手的词来表达。要知道你是柳永，你的词只要写出就会歌遍市井巷陌，楼堂馆所。好歌者倾情演绎，好事者挖空心思。

不多久，这首牢骚词传到了宫中，到了宋仁宗手中。仁宗反复吟读，觉得不是滋味，特别是那句“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分明就是在向自己发泄不满嘛。三年后，柳永又一次参加考试，好不容易过了几关，只等皇帝朱笔圈点放榜。谁知，当仁宗皇帝在名册簿上看到“柳永”二字时，对老账记忆犹新的他不禁意外惊喜，于是大笔一挥，抹去了柳永的名字，在旁批道：“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这一句御旨似乎就宣告了柳永仕途的终结。

被除名的柳永无可奈何，他知道自己一生都将不得翻身，却又只得咽泪装欢，玩世不恭地扛着“奉旨填词”的御批招牌，浪迹江湖，深入歌楼舞场，堂而皇之地贯彻仁宗的圣旨，夜以继日地“浅斟低唱”。

“屋漏偏逢连夜雨”，在封建社会对于文人来说仕途的终结不亚于人生希望的破灭，偏偏此时父亲又离世了，家道也在文弱的他手中逐渐败落。最后连他爱得深沉的结发妻子――他贫穷困顿生活最后一点寄托和安慰的倩娘也因小产而死去。而倩娘的死是柳永生命中最痛的伤口，这种疼痛和无奈在一个俗人而言也许是无尽的怨尤，但对柳永来说却可化成艺术财富，它使生命变得充满质感和敏锐，使艺术变得更加空灵和绝尘，即使他后来“游戏青楼，直把群妓当倩娘”，过着浪子柳七的生活。恰恰是这种生活，来自民间，生活在底层，又成了柳永惟一的选择。用泪水擦拭灵魂，以思想荡涤世俗。这就是我们能够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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