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冰

   记者：您的作品《鞋》改编成《离小说有多远》数字电影（２００３年），《神木》改编成《盲井》还获了柏林电影奖（２００２年），从影视改编中获得了什么？
　　刘庆邦：我自己没改编过影视剧，都是出让小说的影视改编权。我对改编影视剧不够自信，有畏难情绪。我曾改编过一个电影本子，是应黄健中之约，改自我的短篇小说《走窑汉》。但电影未能投拍，我觉得可能是自己改本子的能力不行。另外，改影视本子你得听别人指挥，我不大习惯。我习惯了自己指挥自己。
　　中篇小说《神木》改成电影《盲井》后，看的人多了一些。这主要是因为它获得了柏林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银熊奖。《神木》的法文译本，书名干脆就叫《盲井》，近日德国的翻译也在与我联系想把《神木》译成德文。打个比方，电影的成功好比给小说另外添了一对翅膀，会把小说带得远一些。
　　记者：许多作家如阎连科等用写电视剧本来养小说创作，您会这么做吗？
　　刘庆邦：连科的小说都活得很好，小说自己完全养得了自己，不必用电视剧本来养活吧？
　　也有朋友劝过我，弄弄电视剧吧，挣点儿钱花。我说我不会弄呀。我知道写电视剧本经济效益要好得多。我费神巴力地写一篇短篇小说，得一千块钱稿费了不起了。而写一集与短篇小说差不多字数的电视剧，至少能挣到一万多块钱。这个差距太大了。我想，要是朋友劝我弄电视剧的同时，分给我两集让我编，也许我就干起来了。朋友一劝我，我一说不会，人家就拉倒了。拉倒就拉倒吧，什么事都得顺其自然，强求不得。
　　
　　对“短篇王”的称谓不能当真，一当真就可笑了
　　记者：短篇小说相对长篇小说创作是否要轻松省力？作为“短篇王”您一直会这样走下去吗？
　　刘庆邦：借这个机会，我得赶快声明一下，对“短篇王”的称谓在下万万不敢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山外青山楼外楼，写小说哪里有什么王。有那样的说法，我可以心存感激，但不能当真，一当真就显得可笑了，就像自戴了一顶废报纸糊的高帽子一样，风一吹就破了。
　　我不过写短篇小说多一些而已。我粗略统计了一下，到这个月，我总共已经发表短篇小说１７０多篇。远的不说，当了专业作家这三年来，我平均每年都发表十四五篇短篇小说。加上被选载率稍高一些，对刊物的覆盖面大一些，就给读者造成了一种印象，以为我专攻短篇小说。其实不是的，长篇小说我已出了５部，中篇小说也有２０多篇。
　　至于说短篇小说写起来是否比长篇小说轻松省力，我看不能这么说。您能说百米短跑比五万米马拉松赛跑轻松省力？如若不信，您可以注意一下，作家一旦上了年纪，一般就不再碰短篇小说了。这个意思是说，写短篇小说所需的爆发力不仅需要记忆力和想像力的支持，连作家的体力和精力都得具备比较好的状态。
　　
　　刘恒余华比我名气大，知名度这个事得认命
　　记者：短篇小说很难被读者及社会关注、认可，成为名作广为流传的更是鲜见，为什么？
　　刘庆邦：这个问题沈从文先生在６３年前就回答过了，那是１９４１年５月２日他在西南联大国文学会上的一次讲演。关于短篇小说的处境，我惊异于那时的情况与现在惊人相似。他说短篇小说不如长篇小说、戏剧热闹。说到短篇小说的作者，沈从文说：“从事于此道的，既难成名，也难谋利，且决不能用它去讨个小官儿做做……惟有短篇小说是个实实在在的工作，玩不来花样，擅长政术的分子决不会来摸它。天才不是不敢过问，就是装作不屑于过问。”面对这样的局面，沈从文一点都不悲观，好像还挺乐观，他认为：“这一来倒好了……短篇小说似乎就与抄抄撮撮的杂感离远，与装模作样的战士离远，与逢人握手每天开会的官僚离远，渐渐地却与那个艺术接近了。”有沈先生的这些话在那儿放着，我们对短篇小说还用得着再说什么吗？不用了。
　　记者：你的作品颇丰，在圈内也广为人知和接受，可从读者角度来看，你并没有如刘恒、余华等人那么高的知名度，为什么？
　　刘庆邦：是这样的，我比他们写得早，他们比我出道早；我比他们岁数大，他们比我名气大。这没办法，可能因为我比较笨吧，悟性比较差吧。知名度这个事，你得认命，得保持一颗平常心，学会把自己放得低一些，低得跟在矿井下面一样。
　　
　　不写《平原上的歌谣》，一辈子都白活了
　　记者：新作《平原上的歌谣》是一部怎样的作品？创作初衷与过程是怎样的？
　　刘庆邦：您总算提到《平原上的歌谣》了，如果用几句话概括，小说是写三年大饥荒背景下的特殊生存状态，表现生存艰难，生存智慧，生存文化，以及生命的艰忍，亲情的温暖，人性的丰富，还有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或者说这部书是凭着良心写记忆的。
　　我对三年大饥荒记忆深刻，称得上铭心刻骨。在饥荒最严重的１９６０年，我９岁，正在本村小学读二年级。我饿得成了大头，细脖子，大肚子，细腿，连走路都费劲，几乎被饿死。这年夏天，我父亲连饿带病去世了，我们家的日子更加艰难，有时一根红萝卜就是我们全家七八口人的一顿饭。实在没什么可吃了，母亲就让我们姐弟几个下地捉蛐蛐吃。人们吃树皮、杂草、煳坷垃，看见路上有一摊牛粪，有人也赶紧捧起来放在竹筐里用水淘淘，看看能不能淘出一点未消化完的粮食渣子。饥荒是怎样造成的呢？不是因为所谓的“自然灾害”。那几年，我们那里风调雨顺，没什么自然灾害。饥荒是由大跃进、浮夸风造成的。贫困和饥荒不单纯是一种供给不足，更多是权利分配不均，即对人们权利的剥夺。
　　我服从了自己的记忆，或者说受到记忆执拗的引导，一直想写这么一部小说。我暗暗对自己说，你不写这部小说，就对不起那些饿死的人和那段历史，也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一辈子都白活了。我在创作上没什么高深的理论，但我知道，人类的记忆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的记忆是一个人的基本力量。如果这个人失去了记忆，就等于是一个傻子。而一个民族的记忆更加重要，民族记忆是民族的力量所在，善于保存记忆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真的作家都是善良的，一个恶人永远成不了作家
　　记者：您说过要把２００４年当成一个“生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