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邦的小说之笔，最近似乎离开他的标志性LOGO“煤窑”题材越来越远了，但依然专注于写农村写底层。《十月》第三期上他的一篇《秋风秋水》很有些意思：“李开梅的男人喝饱了酒，出去后再没回来。”做妻子的预感他出了事，于是央求别人打捞丈夫的尸体。可打捞数日一无所获，在此过程中，关于李开梅男人涂海清的去向，人们有了演绎得越来越离奇的各种版本。最后，涂海清的尸体被发现，“按说事情到这里该结束了，可就涂海清的死，当地又有了新的传言，广泛的传言，传言说，涂海清是在河里站着死的。这就稀罕了，涂海清的脚上又没绑石头，怎么会站着死呢？这就成了问题，问题同时也是悬念。”故事其实很简单，但故事里的意思很不简单—那些传言和传播传言的人们，让我们很容易想起鲁迅先生笔下的“看客”，也很容易联想到关于中国人的劣根性的著名论断。

刘庆邦在《人民文学》第四期上发的《穿堂风》也颇有些意思。它的主人公是瞎瞧：“他的名字叫瞧，因是个瞎子，村里人就把他叫成瞎瞧。”一个盲人被作者命名为“瞧”，这本身就很有意思，更何况刘庆邦还安排瞎瞧具有“过阴”的独特本领，就是他能够给阳间的人带来阴间亲人的消息。“瞎瞧死后，人们才意识到瞎瞧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以后再也不会出现那样有意思的人了。人们心里一时空落落的。”—这样的文字，怪不得有人如是评论：“刘庆邦是短篇圣手。”（刘轶《刘庆邦的“红与黑”》，《文景》杂志2006年第2期）

而《人民文学》第五期的头条《房子事》，从标题看，就知道平实得颇有些沉重了。大学教授梁守一在单位分房和买商品的经历，是许多城市平民经历的一个常见版本，所以，与其说是故事，不如说是写实。作品最后，主人公吟而叹曰：“存款诚可贵,房子价更高,若为心脏故,二者皆可抛。”这幽默，黑色得可以！

和《房子事》可以参看的，窃以为是《上海文学》第五期上许春樵的《来宝和他的外乡女人》。主人公来宝买了一个女人做妻子，这个女人对他还不错，所以他觉得即使她真是的放鹰女，也认了。作者在创作谈《远离有罪的生活》里如是说：“放鹰女李丽红从来宝家逃出来了，但她没走，她吊死在来宝家门前河边的柳树上，肉体的死亡与精神的复活是一道极其尖锐的选择题,李丽红用自己的死拯救了自己的灵魂，她以生命的消亡对来宝表示了感恩。”许春樵强调：“作家很无奈，文学的力量也很有限。文学不能拯救社会，但文学可以拯救灵魂，或者说文学通过拯救灵魂来拯救社会’”此言发人深省得紧！另外，《大家》第二期上曹明霞的中篇《这个女人不寻常》和解永敏的长篇《暧昧与苦涩》，也很值得一读。

如果您是对小说兴趣不浓的读者，我推荐您看《收获》第二期里王樽的《贾樟柯：电影改变人生》，那是作者和贾樟柯的问答记录。

翟永明的《混血的城市》（《人民文学》第5期）和王开林的《义无再辱》（《书屋》第5期）、陈赜的《嫦娥与义山诗》（《作家》第5期），也都值得读者花时间。前者是才女之笔，纵横恣肆，后二者则乃学者风范，端严谨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