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邦（资料图片）

    刘庆邦，河南沈丘人。60年代初中毕业，在河南新密煤矿当矿工。在煤矿工作9年里，他开始创作小说。因为写作方面的才能，他从煤矿被调到《中国煤炭工人报》当记者。在报社工作了近20年后，2001年调到北京作协，成为专业作家。

    在作家圈子里，刘庆邦被称作“劳动模范”，因为他写作非常勤奋，闻鸡起舞，日日笔耕不怠。不过，30多年来他的写作只认准两个题材——煤矿和农村；同时他一直固执地认准短篇小说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体裁。他的小说没有花俏的叙事技巧和绚丽的文字语言，但总有一种或感人或震撼的气质和力量，他被很多人视作中国最好的短篇小说家之一。他的短篇小说《神木》获2002年老舍文学奖，根据《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更是获得2003年柏林电影节银熊奖和2003年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

    今年，《北京文学》一连刊登了刘庆邦的两篇小说《八月十五月儿圆》和《哑炮》，他的作品研讨会也刚刚举行，这在文学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煤矿生活与文学有紧密联系

    南方都市报：相信很多人都会对你的人生经历感兴趣。你在煤矿工作过9年，又在煤炭报工作了十几年，似乎一直与煤矿关系密切。

    刘庆邦：我是1967届的初中毕业生。毕业以后当农民，19岁招工招到煤矿去的。当矿工，井下的各种活都干过。不过我在井下干的时间不长，不到一年就调到矿务宣传部搞通讯报道去了，那会儿叫新闻干事。后来我调到北京，编一个煤炭部下属的刊物，叫《他们特别能战斗》，原话是毛泽东称赞煤矿工人的，被当成了杂志名。后来杂志改成《中国煤炭工人报》，我在那里当记者、编辑，干了十几年。2001年调到北京作家协会，当专业作家。

    南方都市报：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写小说的？

    刘庆邦：我写得比较早，1972年开始就写了，当时还是在矿上当工人。

    南方都市报：你的作品一直都在写关于煤矿的题材。

    刘庆邦：我写煤矿、农村这两方面，因为这两方面比较熟嘛。我对农村更熟，但从农村到煤矿后，觉得煤矿生活有许多文学因素在里面。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这么说？

    刘庆邦：我觉得煤矿生活与文学有紧密联系。比如说，文学要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抗争吧，煤矿工人与自然的抗争是最严酷的。文学要表现死亡，矿工每天都面临着死亡的威胁。要表现性爱，煤矿是男性的世界，缺少女人，矿工对女人特别渴望。在矿上、井底严酷的环境里，人性表现得比较充分，容易发现。城市里，人们都戴着面具，矿工在井下不一样。矿工经常面临生和死的问题，这时候人性就不能隐藏，他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这和战场上有些类似。我目睹了好多这种情况，令我很震撼，写起来就比较容易。

    南方都市报：据说你跑遍了全国的大小煤矿？

    刘庆邦：对。我一直与煤矿联系得比较紧密。我每年都到矿上去。当记者时，大的事故我都去采访过。后来煤矿一出了大的事故，都点名让我去采访。我跑过好几个大的事故。当了专业作家后，我也愿意到非常落后的小煤窑去。

    因为文学这个东西吧，现代化程度越高就越少。越是生产力落后，简陋的小煤窑，文学的东西越多。比如前年，我到一个小煤窑去，那里用骡子拉煤，这是最原始的运输方法。每天矿工们的老婆都要在井上等骡子下班，领回家照顾得特别周到。我看那些矿工的家属等骡子，很有感触。后来着火了，烧死了几十匹骡子，也死了一些矿工。骡子是劳动力，就靠它挣钱，骡子对他们就像牛对农民一样。对这些我都很感兴趣，很想写成小说。
    
    我的敏感点是底层生活和贫穷的地方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你对煤矿生活这么有兴趣？

    刘庆邦：一个作家有一个作家的敏感点。我的敏感点一个是底层生活，一个是比较贫穷的地方。那些灯红酒绿、现代化的地方，我就没有感觉。对贫穷、落后的地方、我总是比较容易发现素材和写作对象。

    南方都市报：写作煤矿题材，会不会有困难？因为记者采访矿难一向是很困难的，我不知道作家去调查会不会好些。

    刘庆邦：记者采访可能会被拒绝。当了作家之后，不写报道，也不写什么纪实性的文章，只是去看看。通过朋友就去，在那住着，到处转转，没有什么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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