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邦：我写煤矿写得比较多。但从行业来看，全国写煤矿的文学作品是最多的，出来的作家也是最多的。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吧。陈建功，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他最早得奖的《丹凤眼》就是写煤矿的。谭谈的著名小说《山道弯弯》也是写煤矿的。现在很火的周梅森，他的《人间正道》也是。全国现在有十几个写煤矿写得好的作家。

    南方都市报：煤矿出作家的原因是什么？

    刘庆邦：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煤矿生活与文学关系密切。再一个就是矿工的从业人员比较多。700万。那时候我们写作，是为改变自己的生活、命运，不满足于成年在井下当矿工，希望通过写作改变命运。

    南方都市报：你也是通过写作改变自己的命运的。

    刘庆邦：对，因为写作的特长我才从井下调上来。

    南方都市报：现在年轻的作家可能既没有这样的经历，也没有这样的写作兴趣。

    刘庆邦：现在年轻人写煤矿写得比较少，不像我们那一拨人。跟大环境有关吧，年轻人的追求有很多。再说很多煤矿的环境已经变了，有的完全是机械采煤，生活也不错了，矿工为什么还要写东西呢？

    南方都市报：除了对煤矿生活的了解和兴趣，你希望通过写作小说改善煤矿工人的生活吗？

    刘庆邦：有这种想法。我是矿工出身，我的很多朋友、亲戚还在矿上。我觉得中国矿难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近几年每年都有大约6000个矿工因为矿难死去，平均每天十几个。中国的矿难是全世界最严重，最多的，很多人认为中国已经很现代、很强大了，但是矿难说明中国还是很落后。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
    
　　过多的责任会影响文学作品的品质

    南方都市报：你会在你的文学作品中写这些存在的问题吗？　

    刘庆邦：会写到。但我总觉得文学不能承载过多的任务。其实在很多情况下，文学是无用的。它不能承载什么，也不能推动什么。要写出真正的好作品来，就要认识到，文学要安于无用。文学是诗意、审美的东西，过多的责任会影响文学作品的品质。

    南方都市报：就是说你写小说也是从审美出发，而不是从反映社会问题出发，是吧？

    刘庆邦：对。我的小说有两个路子，一个是和现实关系比较紧的，像《神木》，对现实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一类小说是很严峻的；另一种是诗意化的，也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方向，比如《哑炮》，注重小说的美学、诗学、笔墨情趣，一字一句都像写诗。

    南方都市报：你的创作总是以熟悉的生活为题材。

    刘庆邦：我写小说是一种回忆的状态，写我自己熟悉的生活。回忆能和生活拉开距离，才能回望，才能产生美。如果太近了，有时看不清，产生不了美感。

    南方都市报：你为什么不试一下别的题材？你写了近500万字的小说吧，各有一半是农村和煤矿的。

    刘庆邦：城市生活的我也写过一些，但写得不是很好，也不够有影响。以后我想会写的。我觉得农村和煤矿我还没写完呢，特别是农村的生活。我觉得我积累得最丰富的生活还没怎么写呢，比如说我六七十年代的生活。我现在正写一个长篇，就是写那个时候的生活。

    我一直强调，小说是虚构的艺术、想象的艺术，但是它又离不开作家的生活和人生经历，这就有一个怎么裁取、点化的问题。往往我们从实践生活中只找到一点点，后来进行升华、概括，再把它变成文学作品。文学作品和现实是不对应的。它是自己创造的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叫精神世界，也叫心灵景观，是作家个人的心灵景观。
　　
    不放过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

    南方都市报：现在来说，写短篇小说的作家很少，为什么你一直坚持以短篇为主？

    刘庆邦：最早是因为，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没有太多的时间，在煤炭报上班时没有时间写长篇，都用来写短篇了。这是一个客观的原因。但更主要的还是我喜欢短篇。我觉得短篇小说更贴近更纯粹的艺术。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呢？

    刘庆邦：因为它体积小啊，容不得更多的人物，容不得很多的废话。它要求很精炼，文体结构很讲究，要有爆发力，文字要讲究，是更富有诗意、更富有技巧性的一种文体。我曾经说过，我对写小说有“三不放过”，不放过每一句话，不放过每一个字，不放过每一个标点。写短篇对每一个作家来说都应该是一种挑战。我自己差不多写了一两百个短篇小说了，每写一篇我觉得还是很不容易的，在笔记本上记着，反复想来想去，觉得成熟了才动笔写。要挑一个短篇的题材特别的难。不是说写熟了就容易了。每一次开始写的时候，我都想，这能不能写成一个完美的短篇呢？

    南方都市报：你觉得什么才是完美的短篇？

    刘庆邦：所谓完美的短篇，有各方面的要求，首先，要有一个支撑点，或者说叫小说的眼睛吧。在结构方面，能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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