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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庆邦：我跟写作干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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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年”，除了写作，做了哪些“不合正业”的事？
刘庆邦：我深入生活主要是两个领域，一是农村，二是煤矿。去农村一般是回老家。今年清明节前后，我回老家住了一段时间，看到农村跟以前大不一样了。村里的老房子没什么人住了，纷纷到村外占耕地，盖新房。很好的土地被砖窑烧砖挖得千疮百孔。到村里走走，很少碰见人，青壮男人都到城里打工去了，笼罩农村的是一种荒凉和没落的气氛，让人伤感。下半年，我准备到一个小煤矿住一段时间，为下一部小说的写作做准备。
记者：您说“文字的本质是劝善”，那么报告文学是否更直接？
刘庆邦：劝善是作家的愿望，但不论哪种文学式样，对改善人心的作用都是有限的。现在的社会，从物质层面和科技层面来说，的确大大进步了，可人心改善一点都非常艰难。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没有让人心变得善良，有时反而把人性恶的潜能激发出来，导致战争不断，恐怖事件不断，灾难不断。这时更显出文学的重要。一个民族的文学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我们不能不对灵魂多加关照。
我一贯的观点，认为真的作家都是善良的。不是说善良人都能成为作家，但一个恶人永远成不了作家。
我注定在农村呆不住，最感激我母亲和妻子
记者：您说１５岁时因受了“林道静”的影响“出走”大半个中国，如果没有出走，会不会有今天的刘庆邦？
刘庆邦：我注定是一个在农村呆不住的人，谁都拦不住我，千方百计也要出走。那时没想过当什么作家，好像只要能出来，就是目的，就是胜利，就是人生的全部价值所在。后来我环顾了一下，几乎每个作家都有过出走的经历，有的是自愿，有的是被迫。如果不说出走，说离开生活原地也可以。一个人只有离开原地，才能和过去的生活拉开距离，才能回望，并形成回忆状态。而文学创作就是一种回忆状态。
记者：回顾自己的成长之路，最感到幸运的是什么？最感激的人是谁？
刘庆邦：我最感幸运的是赶上了好时候，能够选择我最喜欢的写作，先是新闻写作，后是文学创作。我最感激的是我母亲和我妻子。是母亲培养了我，教会我怎样做人。是妻子一直支持着我的写作。从谈恋爱时，她就支持我。结婚后仍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一个男人的写作，如果得不到妻子的有力支持，是很难坚持下去的。
我跟写作干上了，会在这条道上走到底
记者：作为一个当代作家，如何看待当今文坛的繁荣却芜杂的写作现象？
刘庆邦：我觉得现在文坛的形势不错，过去不是老说百花齐放吗，现在真有点百花齐放的意思了。当然，有花就有草，允许花的存在，也应允许草的存在。
记者：北京作为文化中心，您怎么看这个城市的文学创作特征？
刘庆邦：北京是曹雪芹、老舍的北京，也是鲁迅、沈从文的北京，北京有着优秀的文学传统。北京不能满足，还得出好作家，大作品，才配得上北京作为文化中心的地位。
记者：有些地方准备或正在废除专业作家，而有些作协会员主动退出作协，您怎么看？
刘庆邦：实践还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吧。作协体制的改革，要看是否有利于出作家，出作品。把体制改来改去，不出作家，也不出作品，只能说改革不成功。我看北京作协的作家合同制和签约制就很好，有利于凝聚人心，调动起作家的创作积极性。
记者：如果不选择写作，你会从事什么职业？
刘庆邦：不要如果，我只能选择写作。我跟写作干上了，如果不出大的变故，我会在写作这条道上走到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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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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