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汉雄是林彪的哥哥林育英(化名“张浩”)的儿子，算下来是林立衡的堂兄。林立衡说，她这位堂兄，“现在什麽都不干，就是打高尔夫球，就是玩。去年他75岁的时候，在阜成门外的一家大饭店举行生日聚会，请了八百人，分了两批，还有一些现在在位的领导也去了，他在那儿骂这个骂那个地出气儿。我那次没去，他还不高兴，后来我们又请了他一次……”

林立衡潜心投入口述历史

林立衡刚刚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退休。“在社科院搞口述历史，我是最早的发起人之一。”趁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大陆“文化热”的余绪，她于 1989年参与发起了一个名为“中国现代文化学会”的机构，后来张罗着在这个学会下面搞起一个企业文化专业委员会和一个口述历史专业委员会。“这个‘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下面还有一个一个研究会，像胡适研究会、闻一多研究会、陈独秀研究会……哦，最后这个‘陈独秀研究会’被砍了——为什麽被砍?说他们给陈独秀‘翻案’呗。陈独秀研究会有一千多会员呢，经费也是我设法去找的，但是这个课题涉及当前政治。”

她对记者最津津乐道的，是口述历史的各个项目。《文强口述自传》就是她推动的成果之一。“文强父子主动要跟我见面，我们就组织了一个小组，访问了文强九次。我第一次跟他们一起去了，但是后来整个采访、整理的过程我并不了解。记录稿出来后送到我这里，我也说我就不看了，我又不熟悉国民党的历史，你们拿去让文强的儿子看吧。结果文定中也没有看，书里就出了很多错。一个原因是访问者不大懂文强的湖南口音，再一个原因，文强年纪大了，记忆也不那麽凖确了……”

林立衡说：“我最近去了一趟武汉，是跟江汉大学谈口述历史项目的合作。江汉大学虽然在中国不算一流的大学，但他们有雄心，也有一定经济实力，参与我们学会搞项目。去年我们在扬州开了一个全国性学术会议，现在我们正筹备2006年10月在武汉举行第二次会议，就由江汉大学来主办。我给他们找了个项目：李尔重的口述历史。李尔重你知道吧?”当然知道，当年担任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第二书记，喜欢舞文弄墨，与王任重被毛泽东并称为“湖北二重”，是当时高级官员中少见的“才子”，后来当到河北省委书记兼省长。“……他九十多岁了，‘文革’后还创作了八卷本、500万字长篇小说《新战争与和平》，但那是虚构作品，没有说自己的真实往事。我们想搞他的口述回忆录，现在他不轻易见客，但我去要见他，他还愿意见我。”

此外，他们采访口述的对象还有：张国焘的手枪队长，“90多岁了，耳朵已经近乎全聋，他儿子贴在他耳边喊，然后将他的回答传达给我们”;“我们组织人采写宋庆龄、宋美龄姐妹在抗日战争年代搞的保育会资助的孩子，当年资助了三万多个孩子，现在他们都是老头老太太了，中间出了不少名人，通过采访他们，挖掘出了很多民国史上没有披露的史料”;还有山东基督教会的一些老牧师，还打算采访一位蒋介石的侍从文官，也90多了……

为什麽这麽重视口述历史?国际上口述历史兴起的原因甚多，但是，在中国或许一个大家都可意会的独特原因是，“成文历史”“书面历史”已经被官方高度垄断，真实的历史要发出声音，必须另辟蹊径——至少得被记下来、留下来。而林立衡自己，一定更有体会了。事实上，她本人就应该名列历史重大事件的最关键的口述人——虽然她的口述，真要立了项，更难出版。

林立衡对记者还谈起一个中实集团总裁王天怡的例子：“王天怡原来是下放到延安的知青，在那儿干得挺不错，最后当了公社的书记，晚上没事了就去听老头儿聊天。那些老头儿都是老红军，给点儿酒、花生米，就什麽都说，他当时年轻啊，一听吓坏了——这麽多历史故事，都不敢相信啊。后来他下海了，做生意做得很成功，经常到美国去，听到那边研究人员说起来，跟他早年听这些老头儿们讲的，基本上是一类东西。近年他多次要求跟我见面谈谈……”

记者问：你们口述历史的成果通过什麽方式问世呢?“还是得找出版社啊。”谈到出版，看来是林立衡花心思最多的一个环节，可费了一番周折——因为现在中国的出版界是两头受挤：一头是官方的口径必须顾及不能触犯;另一头是市场的反应必须顺着不能不理。搞口述历史，就得顾着这两头，既要规避政治风险，也要规避市场风险。但看来总算有点眉目，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他们口述历史成果的出路问题了：“北京有家出版社非常热心，提出你们不要再找别家了，我们全出。我们就给他报了几个选题：台湾第一家族，张国焘手枪队长，李尔重……”

林彪的后代鲜为人知的轶事,林彪之女林立衡(小名豆豆)，林彪的女婿张清霖、林立果未婚妻张宁。以上描述的是林彪的后代生活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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