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煜的悲哀在于，在不可回避的机遇下，以极不情愿的心态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登基加冕，自我定位在兵戈四起中已然矛盾重重，最终导致其治国战略的矛盾与模糊，而个体生存和国家竞争的双重战略模糊，是其亡国为虏、命陨他乡的深度原因。
煜即位的前一年，赵匡胤已经称帝，在后周基础上建立起强势政权，其取道南下、会猎于金陵之意若司马昭之心。本来具备战略纵深基础、隶属南唐的江北大片领土，已经被李悉数割让于宋，长江便成为南唐首都金陵唯一的天然防线，赵匡胤只要纵马过江即可直捣南唐首府，本来坚固的国防在李的挥霍下变得锁钥旁落、门户洞开。受命于斯，李煜徒叹时运不济。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清）赵冀的体悟似乎在李煜身上得到了最佳印证。若非在词创作史上大放异彩，作为帝王的李煜可能永远无法浮出历史地表为后人热评。大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对其有较公允之论:“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
乞求隐士生活却天生帝相，无心权胄却遭太子猜忌与迫害，有意回避猜忌却在偶然中即位，试图整顿政务却承接着父辈遗留的式微国运，渴慕爱情与家庭的温馨却遭遇中年亡妻丧子，渴求囚后的片刻安宁却要面对宋太宗对自己妻子小周后的频频施暴，渴望委曲求全以保祖宗基业却落得亡国为囚。这些常人根本难以承受的人生苦痛、煎熬，于李煜本来就敏感、脆弱的笔触和心灵堆积起来，终化作“千古词帝”笔下如血如泪的东流之恨、一江之愁。
词创作的出类拔萃似乎多少消弭了李煜政绩的黯淡。然而，在以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核心评判准则的封建官修史撰著中，“性骄侈、好声色。”“好浮屠，崇塔庙以故颇废政事。”“虽仁爱足以感其遗民，而卒不能保社稷云。”（《南唐书·后主本纪》）将国家类比企业来审视与评判，对于经管南唐帝国集团的董事长兼CEO李煜来说，首先是对国家命运的担当，对普天之下百姓的责任。孱弱的竞争能力（国防），萎缩的市场范围（疆土），模糊的发展战略（避免被赵宋吞噬），资不抵债的财务状况（国库虚空、铁钱替代铜钱造成物价飞涨）等关键指标，没有一项经得起考量，。因此，李煜掌管下的南唐集团企运崩颓也就在意料之中。
同时崩颓的还有词人李煜的个体生命。975年，农历七夕，恰在其出生日，正值壮年的李煜选择了离开尘世。这个本性纯良、笃信佛理、天赋文才的帝王走过了错位的四十二年。
“一片芳心千万绪，人间没个安排处。”或许，这种方式才是其追寻自我定位、安排身心的最佳去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