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怀才不遇较之遇不怀才似乎更具有悲剧意义，因为职场人生最大的失落，莫过于无法定位和把控自我。李煜，这位中国历史上最能委曲求全，却最终沦落为臣虏的南唐末代君王，这位在词坛大放异彩，于治国却捉襟见肘的偏正人才，其蹭蹬的人生经历，跌宕的职业生涯，凄婉的浅斟低唱，无不令人扼腕浩叹。

若不是天生“丰额骈齿，一目重瞳子”的帝王之相，可能其兄也不会对李煜有多少防备和猜疑，可能也就没有相继而来的宫廷变乱、其兄的意外身亡，史册里也就没有一个叫李煜的国君。然而，无论是天生帝王之相必得应验的法则在冥冥操控，还是如椽史笔要和他开一个终极玩笑，961年，25岁的李煜冲龄践祚，开始了其屈辱、迷惘的14年帝王生涯。

《新五代史》说，“煜为人仁孝，善属文，工书画”。但是，毕竟诗文书画不是帝王的主修课程，“仁孝”在当时举世纷争、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中，也非御敌之长策。以当时情势，李煜需举全国之力励精图治，厉兵秣马，誓死与赵宋一决生死，南唐的国运或还有微茫希望。

然而，在李煜心目中，从来没有想象过主动以武力来对抗赵宋，而国家独立与否并不重要，自己是否拥有“帝王”称号亦不重要，能最大限度地保留住祖业就可以了。不幸的是，事实证明这一矛盾的国家发展战略定位，加速了南唐的崩溃。

李 （李煜之祖父）时，南唐在南方诸国中实力最强。李 （李煜之父）时，南唐还曾一度大败楚国（处于今湖南）、闽国（处于今福建）。至煜时，虽国势减弱，但在南方诸国中仍具备连横合纵的竞争基础。如果李煜选择彻底臣服，递交降书顺表于赵宋，至少可以使治下百姓少受战乱之苦，日后也可保住自己一官半职。

他没有选择以上两个“如果”，而选择了“委曲求全却又不彻底臣服、武力消极抵抗却又不敢破釜沉舟”的模糊战略。

971年2月，宋灭南汉，《宋史·卷四百七十八·列传第二百三十七》记载，“煜惧，上表，遂改唐国主为江南国主，唐国印为江南国印。又上表请所赐诏呼名，许之。煜又贬损制度，下书称教；改中书门下省为左右内史府，尚书省为司会府，御史台为司宪府，翰林为文馆，枢密院为光政院；降封诸王为国公，官号多所改易。”

在威慑之下，为求南唐的苟安，李煜主动降低南唐的“国级”称号，将象征国家权力的大印贬改为“藩属”级别印，将南唐的部门机关全部降低行政级别，将政府官员降职。诸此种种，全在示弱为臣，但又不彻底。

在对赵匡胤的报告上，李煜更是表现出战战兢兢，不敢有丝毫僭越，其《即位上宋太祖表》言:“惟坚臣节，上奉天朝。若曰稍易初心，辄萌异志，岂独不遵于祖祢，实当受谴于神明”，连欺师灭祖、人神共愤这类发誓赌咒的话都已道出，似乎纯粹出自肺腑，但在赵匡胤眼中，离真正的臣服态度似乎还有距离。

另一方面，李煜还时刻在乎着不知是祖业还是自己的尊严，总想借机找回一点面子。一次，赵匡胤派武将魏丕往南唐巡视指导工作。席间，不知是喝高了还是为了宣泄政治军事上长期以来的压抑，自恃文采的李后主让这位武官魏丕即兴赋诗，不料学文出身的魏丕毫不含糊，张口就丢下一句:“朝宗海浪拱星辰，莫教雷雨损基扃”。诗里唯宋朝尊、号令属国的霸气让李煜“羊肉没吃到，反惹一身骚”。

《宋史·卷四百七十八·列传第二百三十七》又载:“（煜）虽外示畏服，修藩臣之礼，而内实缮甲募兵，潜为战备”。臣服于外，备战于内，在当时情形下无可厚非，但被赵匡胤过早察觉，则注定了南唐国运的加速衰竭。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家国虽好，山河虽壮，终不敌赵宋的铁蹄压境。974年冬，赵匡胤借口李煜未能奉诏来朝，兴兵讨伐，次年十一月，攻占金陵，煜降，南唐亡。至此，英武的宋太祖完成了其统一南方的重要步骤，在李煜“金剑已沉埋，壮气蒿莱。”的迷惘太息中翻开了其揆文奋武、开疆拓宇的新画卷。

李煜的悲哀在于，在不可回避的机遇下，以极不情愿的心态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登基加冕，自我定位在兵戈四起中已然矛盾重重，最终导致其治国战略的矛盾与模糊，而个体生存和国家竞争的双重战略模糊，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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