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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歌和他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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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轻松欢快，以致父亲退而求其次，让他做了调音师。这种父子间的冲突不仅在这个小说后面的展开中拖着一抹阴影，而且以各种形式的变奏回响在荆歌其他的小说中。至于小说中的苏阿姨终年只会弹奏《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其个体经验的形态更是联系着如鲠在喉的时代记忆。
在荆歌小说中，单就故事而言，《枪毙》写的也许是最重大的题材了，它涉及到严酷年代和政治事件，但是它从政治性事件（“反标”）进入却避开了对政治的直接表达。在一段时间里，对政治的淡化、摆脱，曾经是文学反抗约束、表现自身的方式，继而成为文学自以为获得自由的表征。时至今日，在看起来自由得多（实际也许并非如此）的文学书写中，政治话语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下出现于我们的文学之中？我们是否以所谓的自由掩盖了真正的不自由，我们文学中曾经有过的所谓伤痕和反思不过是在特定的政治话语指令下完成的想象，我们尚未触及更深也更真实的存在便以空间的转换替代了时间的谛视，而我们曾经据以控诉那个时代的理念和标准，在更为迫近的历史更迭中一再地被视为不合时宜。我以为《枪毙》对政治话语的闪避，恰恰是以空缺的方式提示了上述真空的存在，而作者所秉持的态度，首先便是忠实于生活本身的原初状况和真切传达。你或许不满足于这一点，但是你无法要求太多，因为依然有某些不可言说的东西，譬如反标究竟是什么内容，什么样的语录打上了×，卫川临死前喊出了什么样的反动口号，或许这类细节本身就在喻示着政治话语必然以虚化的面目出现，追究它的实在成为一种徒劳。这里潜隐着的问题是：面对那段非常政治化的实在，我们的文学是否无力作出更为有力、更为真实的审视和更为自由的表达？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段历史乃至其延续的过程本身，已经在它所孕育的一代人甚至两代人的意识中删除了进入的口令，淆乱了编码的程序，从而也就无法确立审度的标准和依据——我们能对一场梦控诉什么，当我们的魂魄被这场梦碾碎了的时候。
就此而言，这部小说的题名“枪毙”，是一个颇为恰切的隐喻。可以说，作为六十年代出生的人的少年生活中的游戏构件，这个带有暴力色彩的词语曾经那样地刺激着我们关于革命和暴力、正义战胜邪恶、大义凛然或者死有余辜之类的激情联想，给少年们苍白而贫乏的精神生活增添了如许的色彩，就像在这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的，孩子们对枪毙人的情景那么地向往，又那么地恐惧，那么地富有道德感，又那么地充满好奇心。也正因为如此，“枪毙”得以脱离具体的人事，其意义关联伸向了一代人的内心生活，指涉着他们普遍的精神夭折的状况——他们毙命于混乱的历史之枪。在这样的精神状况下，无论是被描述成悲剧还是正剧亦或喜剧，这段历史总像一个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伪诈地矗立在我们渺小的身躯面前，我们有许多话要说，可是不知所从谈起，我们的语言已经被“枪毙”。于是弥漫开来的虚无感和荒诞感成为对这段历史的报复。小说中有一处场景很是典型：当我们正在为二魂受审感到难过的时候，小说插进了姑妈被审讯的情景，它乍一看依然保持着严肃和紧张的气氛，但接踵而至的姑妈交代“情书”的过程一下子将那种气氛打破，令人忍俊不禁。正是这样的场景宣泄着一种对历史扮出鬼脸的冲动，其对庄严格调的叙事的破坏缓解了无以言说的焦虑。另一方面，小说坚持以荆歌的方式，叙写少年成长故事中极易为历史洪流冲刷得无影无踪的“小事”：像兄弟之间的关系，姑妈，卫川，大安，林老师，惠叔叔，玲宝，阿娆，阿田，阿舜等等人物的琐琐屑屑的生活，它们并不直接与政治灾难相关，即使有所关联，叙述也主要是聚焦于政治场景之外的日常生活。卫川父亲的偷情，卫川出于对父亲的行为的仇恨而纵火的行为，“我”对船女的屁股和乳房的观察，大安与两个姆妈的奇特感情以及他对生物体解剖的痴迷，母亲在父亲走后与惠叔叔的暧昧关系，主人公对阿娆的情感期待与实现，母亲对姑妈、对韦雅丽的情感态度，林老师孱弱的身体、幽居一般的生活，迟阳的秃顶“舅舅”与迟扬母亲的非法婚姻关系，阿田的妻子对“我”之童贞的剥夺……这当中既有美好清纯的少年情怀和人情冷暖，也有亲人之间的相互磨损、猜忌、仇视……小说展开这些叙事的时候，虽然在局部的故事处理上不乏戏剧化的演绎，依赖情节的设置和推进，但主要的是出之以绵密真切而迂曲缠绕的回忆性笔调，加之对水乡风情民俗和自然景观的出色表现，每每让人感受到其间的情动于衷，给人以五味俱全的亲切感。
与取材相比，荆歌的小说在“怎样说”上似乎更用心思。以《鸟巢》为例，我们可以看到，荆歌将看起来很朴素很简单的故事如何在非常口语化的叙述中达到了枝繁叶茂。
看到小说的名字，你可能像我一样，开始很关心“鸟巢”在哪里，但是渐渐地就忘了，直到最后看到照相机在鸟巢里，你才想起来，你读的是一部叫《鸟巢》的小说。这时候你几乎要说，这是一个照相机掉到鸟巢里的故事：十多年前照相机掉下山崖，十多年后，在高空缆车上，主人公发现照相机在鸟巢里。可是回头一想，不是那么回事儿，你发现，还有许多说法可以归到这个长篇小说的身上：“我”的成长经历；一桩凶杀案（而且是老师杀学生）；“准同性恋”的故事或者说是关于两个同性友谊的故事，你想想，“我”居然在好友结婚的晚上，与新郎和新娘同卧一室，这该是超乎寻常的友谊吧；你还可以说是一部关于青春期性心理迷乱的小说，男性主人公在对女性的审美和对欲望的满足之间，在纯洁与堕落之间，难以平衡，倍受煎熬，等等。令人惊叹的是，小说将这么多事儿从容不迫、干净利落地娓娓道出。显然，拎出这些故事中的任何一部分，都能写出一部小说来，但是荆歌让它们都相对完整地出现在小说中，并且几乎是等量齐观，没有厚此薄彼的意思。这就是荆歌为这部小说找到的方式，他不想让主干、立意之类的东西牵住自己，也牵住读者，他要让你在阅读中自然地与各种经验相遇。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的内心所想，无法按照规定好了的主题来呈现自身，等到我们能将一团乱麻似的生活或者心思里出个头绪来的时候，那生活或者心思已经离我们而去。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这就好像从河中戏水起来，在岸上晾干了衣服，这时候要想再体验一下水里的感觉，有两种选择，一是在心中回味，然后用一些词语形容、描述一番，一是跳下水去，再来一次。荆歌选择的是后一种方式，他让我们随着小说主人公和他一起跳下河去，为往事的水流覆盖、冲刷、浸泡，被柔曼的水草抚摸、缠绕、划出一道道印痕。
不过，小说终究还是用语言来传达经验的，所谓跳下去只是语言制造的幻觉而已。荆歌很清楚这一点，因此在小说中，叙述人——也就是主人公“我”不时地跳出来“间离”一下，将他的小说家身份叠合进“我”的角色中：告诉我们有些事是“我”视听范围之外的，是虚构，你不能较真；还请我们原谅小说讲述得颠三倒四；而在大段地转述小说中人物话语时，提醒我们转述是作了浓缩的。这种“间离”一度是小说中很另类的手法，但荆歌却让它回到了平时相互间谈话时的轻松与随意状态，增添了几分亲切，我们不知不觉地来到故事结尾的地方，心里生出几分期盼：再讲下去，再讲下去。
有时候让人感到，荆歌大概就是为小说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荆歌的小说在写法上花样繁多，就象他一周能够为妻子女儿做出每日不同的饭菜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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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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