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贾岛的贬斥及授官，当今学者也各执一词，未有定论，为求明辨是非，需要对各种说法进行类比和分析。

王达津老先生的《古诗杂考•关于贾岛》一文，对贾岛遭贬的原因进行了全新的假设。“但贾岛为什么会贬长江主簿，却不像小说中所说的当面顶撞了唐武宗或唐宣宗，而是敢于上书，得罪了宦官。”［5］（P73）宦官专权是唐代一大弊政，阉竖之辈历代为正人君子所不齿，贤人遭贬会使人自然而然联想到是太监或太监的同党所为，但贾岛上书得罪宦官一事，正史野史均无记载，故王老之说仅为据理之推测。

杜景华先生更将五代何光远记录的“大中墨制”做实，进而推断说：“我以为，从贾岛在长江县做官的年限讲，这个时间如果也换成‘大和八年九月七日’，当是差不多的。”并依此推出“贾岛实际上在蜀做了十年小地方官”［6］（P130）以迁就被贬谪一事。对于贾岛被贬的时间和贬后的仕历，《新唐书》本传和苏绛《贾司仓墓志铭》均交代得清清楚楚，杜老推出如此与正史碑志相违背的结论，可能是心有不忍。贾岛一生贫寒彻骨，年近花甲才因祸得到一个荒凉僻县的从九品主簿，遭遇使人同情，但若因此而演绎出十年的为官经历，恐怕还需再找依据。

尹占华先生则认为小说家所言之“贾岛与宣宗事不诬”，尹先生认为：“故以为贾岛遇宣宗微行之事是实，事在文宗开成二年初，当时李枕还不是皇帝，只是光王；大中墨制也是真，是唐宣宗当了皇帝后追书的。”［7］（P58）贾岛于武宗会昌三年（公元843年）谢世，而宣宗李忱于大中元年（公元847年）即位，即便真有此事，被誉为“小太宗”[⑤]的一国之君为开成二年（公元837年）与一个落魄书生的一点小小的过节而在十年后登基当皇帝时追书敕令对死者进行贬责，气量未免太小，似乎连太监都不如，显然不合情理，而且此说也无其他佐证。

房日晰先生在“贾岛举进士与遭贬考辨”一文中对贾岛未能考取进士之说提出质疑。“窃以为贾岛未中进士之说欠妥。……苏绛称贾岛‘穿杨未中’而非‘射杨未中’，大可玩味：既曰‘穿杨’，当已中。‘穿杨未中’即‘穿杨而未中’。质言之，即已达到录取标准而取消资格。按唐代礼部考试，才堪及第者，即可发榜，送名单中书门下复覆。贾岛本已进士及第因遽羈飞谤，或为中书门下复覆中被取消资格。然可第因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之谤言取消其进士资格，终不同于压根儿未中，自当别论，因授职。长江县虽非远州恶郡，然终竟僻远贫荒，授长江县主薄含有责贬之意。”［8］（P147）对于以诗赋取士的唐代，有才华者似乎就应当金榜题名，但由于录取名额的稀少，其实情往往并不如是。对于贾岛是否及第，《新唐书•贾岛传》有“累举，终不第”的明确记载。况且贾岛若真中过进士，一生命运可能不会这样差，起码也能留下类似其偶像孟郊“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登科后》）一类的一两首快意诗文来，而晚唐的后学韦庄也不必再煞费苦心地恳请皇上为消弥这帮酸朽文人太多的怨气追赐他们进士及第以示皇恩浩荡了。[⑥]

施蛰存老先生认为贾岛在贬斥之前可能官职高于主簿，故言贬斥。“开成二年（837年），贾岛五十九岁，因飞谤事，贬为长江主薄。这是《新唐书》本传的记载。所谓‘飞谤’，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也没有文献记录。他既然平生没有及第，不知由那一条门路进身做官。既然史书上说是‘贬为长江主簿’，可见原来已做了比主簿高的官职，可是这又不见记录。”［9］（P450）并依据宋《高僧传》有《柏岩禅师传》中所言“岳阳司仓贾岛为文述德”一说，认为“元和十年，贾岛三十七岁，已经做了岳阳司仓参军。”［9］（P450）但施老同时也承认：“似乎贾岛曾为柏岩禅师撰写传记或碑志，而此文现在亦不可见。……这件事也没有别的记载可以参证。”［9］（P450）若如施老所言，贾岛不仅可能在元和六年还俗后一举及第，而且在元和十年前就很快迁升至司仓参军，似乎比其友人姚合得志更早，日后因故贬斥自然顺理成章。其实，宋人对贬斥一说亦产生疑惑，为合于“责授”之义，亦为之曲解，以为唐代举子地位较高。如宋人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九“贾长江集十卷”条中解释道：“盖宣宗好微行，小说载岛应对忤旨，好事撰此制以实之，安有微行而显著训词者？首称‘奏卿风狂’，尤为好笑，当以本传为正，本传亦据其墓志也。唐贵进士科，故《志》言‘责授长江’，如温飞卿亦谪方城尉，当时为乡贡进士不博上州刺史则簿尉，固宜谓之责授。若使今世进士得罪而责授簿尉，则唯恐责之不早耳。”［10］（P568）

对于责授的条件，其实并非一定要后职低于前职才算贬谪，实权、地域、声望、家世、清浊等因素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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