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争之际,没想到后院起火了。她既把叶群当做她的知心人,就把黄永胜喜新厌旧的事写信告诉叶群,想让她替她“做主”,好好教训教训黄永胜。她哪里知道,这也成了叶群控制黄永胜最有力的武器。
5、李必达事件
不久,黄永胜的秘书李必达揭发黄永胜等人问题的信落人叶群、黄永胜的手中。不久前还与黄永胜大动干戈的项辉芳又回过头来,加入了帮助丈夫过关和挽救败局的活动中。
1969年4月30日期,在押解李必达到广州的飞机上,李必达在《毛主席语录》最后一页纸上写了“因为我揭发反革命集团罪行,所以被害,要求革命同志帮助我向毛主席报告”。机组人员在飞机上拾到语录本,交给吴法宪。吴法宪交给叶群。叶群又把黄永胜和项辉芳叫到毛家湾研究对策。项辉芳受叶群指使,向黄、吴、叶、李、邱写报告,给李必达罗列盗窃机密、企图谋害总长、散布流言蜚语的罪名,指使看守人员加紧了对李的看管和审讯。
黄永胜被捕后,项辉芳也于1971年12月由中央专案组审查。1978年6月,黄永胜由中央专案组定为林彪死党,敌我矛盾,开除党籍军籍,送到安徽省白湖农场监督劳动。同其他被告家属一样,中纪委于1979年9月宣布对项辉芳进行重新审查。后来黄永胜判决后,项辉芳同他离了婚。
6、紧跟林彪迫害老帅
1967年4月,“文革”“二月逆流”之后,军队中一小撮人开始反对老革命家,谋取军权。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来到北京。一到毛家湾,林彪热心接待老部下。他启发性地问道:“对于当前部队和地方某些群众组织的关系比较紧张,你看应如何处理?”
黄永胜不假思索:“我看就是重申八条,贯彻八条。支持八条中的不准以任何借口冲击军事机关,不准随意揪斗军队领导干部。”
林彪脸上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说道:“只靠八条是不解决问题的,现在需要有新的东西,向全国发出一份新命令,规定几条。”
黄永胜连声附和。很快,林彪炮制的“十条”出笼了,几天之内就发到全国各地。“十条”的发布等于是给冲击部队的群众组织火上浇油,这正好适合林彪唯恐军队不乱的意图。
5月27日,黄永胜回到广州后,伙同政治委员、第二书记刘兴元组织专案小组,开始迫害军区领导干部,制造了文年生、相炜、江民风、陶汉章反革命冤案。
不久,黄永胜一伙又制造了“广东地下党”冤案,受到诬陷迫害的人达7200多。其中包括我党早期著名农民运动领袖彭湃烈士的母亲、儿子以及烈士的侄儿、堂弟、堂侄等。
黄永胜进京不久,就主持总参党委扩大会议,在会上说:“总参出了不少坏人,有黄克诚、罗瑞卿、张爱萍、王尚荣,现在又出了杨成武”。12月25日,他在听取总政军管小组汇报时说:“你们要交待政策,利用矛盾,分化瓦解,各个击破”,“总政是水浅王八多”。
在此期间,黄永胜以总参谋长和军委办事组组长的身份,秉承林彪旨意,成立材料组,罗织罪名,并且停发军委几位副主席的文件,收缴中央军委的全部印章。他在总政制造冤案792起,受诬陷迫害的达839人,其中军以上干部52人。
与此同时,黄永胜在林彪的指使下,歪曲历史事实,诬陷聂荣臻是“华北山头主义”后台,11月又说:“每一个大转折总有些人出来反对主席的正确路线……聂荣臻这一辈子也没有干什么好事。这些人是不会死心的,一有适当的气候就会起来搞名堂。”
1968年5月,黄永胜在对贺龙专案组人员讲话时,大肆鼓动说:“贺案很重要,他是大土匪,大军阀,大阴谋家。这案很大,面很宽,有很多人,要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努力。搞案子本身就是一场阶级斗争,要把埋在身边的定时炸弹挖出来,要猛打穷追,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并扣压了贺龙元帅写的8封申诉信。
最惨无人道的是1968年8月,黄永胜与吴法宪召集罗瑞卿专案组开会,传达林彪诬陷“罗瑞卿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十分狡猾,可恶至极”。他还在原罗瑞卿专案组写的一个关于推迟罗瑞卿手术治疗的报告上批示“同意”,赞同对罗瑞卿进行不间断的审讯和斗争,待秋后再动手术。这使将军的左腿失去了安装假肢的可能,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在处理彭德怀一案中,黄永胜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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